5.被及时扼止的阉党
其实刘瑾当权的时间也不长，前后五年而己，但形成的阉党势力不小。形成党羽最主要的方法是给“自己人”授官，唐宋以来中华帝国防止结党的办法就是硬性规定重要的官职必须由科举入，谁当权也不能随意分发官位。某些人想绕开这个障碍，尝试发明了传奉官之类的制度，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刘瑾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如何在科举制度下构筑阉党势力？刘瑾的解决方案是由易到难，先绕开官的正面防御，从不受科举制度限制的方面下手，比如军官是由军功，锦衣卫、中舍人是由恩荫，所以先从这几者下手。
刘瑾先是利用镇守太监出镇边关的机会，掌握边镇报功的环节，再跟兵部勾结（当时兵部尚正是刘宇），专门给投靠阉党的将校报功，刘瑾自己掌握着御印，不告诉明武宗，直接批准，这些虚报功劳而获升赏的将校自然就成了阉党成员。有一次虚报大同军功，刘瑾一次性就超擢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人。另一条线是锦衣卫。锦衣卫设置当初的目的就是给一些功臣子女解决待遇，所以也不由科举进。本来何种功臣家里有多少名额，可授锦衣卫什么职衔也是有规定的，但这种规定毕竟不如考试来得严格，从程序上来说也是由皇帝特旨直接授予，刘瑾便经常自己制作特旨，自己盖了御印就发出去，授了数百名锦衣军官。至于中舍人是和锦衣卫相似，由恩荫入的一种低级官。唐宋的中舍人是中省的中层领导，六位中舍人各代表中省联系尚省的六部之一，非常高贵，但在明代仅仅是内阁的低级员，处理杂务而己。朝廷给宰相公卿一些名额，每家可以出一两位只能考上举人、监生学历的子孙来当这个小官，仅从七品，且属于浊官，不能再往上升，只是给高官的一种荫及子孙的福利。现在刘瑾把这些人违规升入清流之内，甚至有一些装裱匠都获得了官职。其中最严重者，有一名华殿办官张骏，仅以举人学历当到了礼部尚。
绕不开的问题还是官系统，这毕竟才是干线，尽管官皆由科举入，入口是刘瑾掌控不了的，但考进来的这些官也不可能个个都一帆风顺，总有一些人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升迁受阻。刘瑾便专门去找这种人，只要他愿意投效就帮他升官。这个原理和胡惟庸专门去找那些犯了错被明太祖责罚的开国功臣是一样的，尽管一开始愿意丢下廉耻投效阉党的官很少，但用心找还是会有的。焦芳就是第一个公然投效刘瑾的，以他为突破口，阉党的势力不断拓展，深入到帝国肌体的每一个角落，最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阉党。
当然，太监这么大力提拔这些官，并不是真爱，只是需要他们在行政系统帮他们站台，配合小太监们大捞特捞。有人可能忍不住要问，难道整个天下就都是阉党了吗？当然也不是，“阉党”既然能得这么丑陋的一个名称，说明他们毕竟不是主流，不然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断然不会让这么丑陋的名称流传。阉党分子毕竟只有几十人，在约三千多人的进士队伍中仍然显得很渺小。阉党一时得势主要是依仗了有刘瑾这个大太监做后台，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勾结势力。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不允许结党营私的，所以三千多进士虽然占据了主要官位，但相互之间没有抱团，这样的官场上突然出现一个紧密勾结的团伙，一时容易受到他们的冲击而己。阉党扩大权势，巩固地位的方法无非就是相互拉拢，团结起来倾乳那些不愿入伙的直臣，在大家都还没充分意识到阉党己经成形时，容易被打个措手不及。
最先遭到攻击的是大学士刘健、谢迁，稀里糊涂就被逐出了内阁，不过李东阳顽强地留了下来，并且牢牢占据了首相之位。其后杨廷和、梁储、费宏、蒋冕、杨一清等名臣相继担任公卿宰相，焦芳等人虽然升官很快，但其实也一直都处于这些名臣的强力遏制下，作恶有限。刘宇、曹元等人入阁后无所事事，一方面是他们自身才用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正直官们的遏制，确实无法施展。
阉党当然也对直臣们进行过猛攻，刘瑾最恨的就是翰林官不听他的话，经常直他的过失，于是吹毛求疵地找翰林官在字材料方面的纰漏，一旦找到就逐出翰林院。不过翰林官必须由一甲进士和庶吉士担任这个规定他无法做出太大改变，这些顶尖学历的进士中愿意投效阉党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焦芳这种毕竟是极端个例，所以刘瑾最终也未能实现掌控翰林院。
刘瑾及其阉党也曾尝试直接攻击科举这个制度，但更不成功。他们首先是从违规授予翰林编修做起，焦芳、刘宇的儿子都没考中庶吉士，按制度不能留翰林院工作，刘瑾却想办法让他们的儿子直接成为翰林编修，比老老实实先做三年庶吉士的人还快。继而阉党又大搞籍贯概念，在官员中制造地域矛盾，以期在矛盾斗争中制造分裂，寻找可以拉拢的对象。刘瑾、焦芳驱逐了一些不合他们意旨的翰林官，另寻一些人来补充，礼部报了四个人选，结果一看都是浙江人，刘瑾说这不都是刘健的乡党吗？这事儿是谢迁干的，他们在结党！于是将刘健、谢迁削籍为民，四位浙籍官员也不得入翰林院。
有一个叛国贼萧明举，本是江西万安人士，因犯罪叛逃到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一带），混得不错，居然混成了贡使，代表满剌加大摇大摆地回中国来朝贡，结果一路上作奸犯科，终于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年叛逃的萧明举，举国哗然。焦芳借机大做章，说：“江西人就是这么坏！彭华、尹直、李孜省这些妖人都是江西人，应该削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而且江西进士就不要当京官了，出去当县令（唐代官职，指代明朝的知县）。”刘瑾也受此启发，为他的家乡陕西和焦芳的家乡河南増加名额。他们这些做法就是为了在读人中制造对立，伺机拉拢失败者，所找的借口都非常牵强。其实焦芳得意忘形后还说过更令人无法直视的借口：“王安石祸害宋朝，吴澄为元朝当官，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制成榜，以后再也别乱用江西人啦！”
王安石是宋神宗（赵顼）朝宰相，南宋、明朝人大多认为他推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祸乱了宋朝的朝纲，造成“新旧党争”，导致了后来的“靖康之祸”，将其视为超级大奸臣。吴澄则是元朝的名臣。但为元朝当过官的汉人成千上万，难道河南就没人为元朝当过官吗？焦芳这种说辞己经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了。看来他确实是个读了不少，懂不少历史典故，但逻辑蛮横无理，也就是俗话说的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的那种人，难怪之前幸运地考取庶吉士，却在翰林院受尽鄙夷。排名在焦芳之后的渊阁大学士杨廷和（四川成都人）坚决不同意，站出来说：“因为一个贼人祸连一方，裁减名额己经很过分了。拿宋、元人物来说事儿，难道要并案审理吗？”焦芳才勉强作罢。但焦芳也并没有完，又作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刘瑾，经常诋毁南方人，结果把很多同僚都贬得一不值，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全世界只有他一个好人呀！喜不自禁地说：“如今朝廷之上，谁还有我正直？”
焦芳、刘宇、曹元这些人都是在官的内部竞争中失利，才选择投效阉党，他们自己也深明其理，所以找字、籍贯等借口在乡试名额、选才用人等方面上下其手，目的就是在官队伍里制造矛盾，把竞争变成斗争，伺机招揽更多的失败者加入他们的阉党。
刘瑾攻击直臣的另一种做法则是矫诏训斥大臣，刘瑾经常以皇帝的名义发一些诏旨训斥大臣，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明武宗本人的意思还是刘瑾的意思。最严重的一次是明武宗正德元年冬（正德元年主要在公元1506年，但此事发生在冬末，按阳历计算己在150年），刘瑾召集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名单，包括宰相刘健、谢迁，尚韩、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其下还有郎中、翰林、给事中、御史等近百人，都是当时最有正直名声的人。这本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但其实从头到尾明武宗都没出现过，也没人能去向他求证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很显然是刘瑾矫诏攻击直臣的一次成功应用。
除了名誉上打击直臣，刘瑾还需要在肉体经济上直接打击，他发明了一种“用枷法”，即指使亲信厂卫将一些得罪他的低级官逮入诏狱，用枷锁虐待，但又不弄死，休息好了送出去充军，以此制造恐怖，促使胆小怕事的人不敢再揭露他。另一种经济上的打击则是“罚米法”，即逮住官员的小过失，处罚大量金额，输往边镇充作军费。《明史》称刘瑾创造了罚米法，其实也不准确。罚米法是太祖朝就定下的律令，而且在太宗朝应用颇多，当时还被法学界视为一种不错的法制，既宽宥了罪人，又补充了军费。刘瑾不是发明这种办法，而是将此法滥用于私。他罚米的对象是针对那些不肯依附于他的清官，要把人罚得来倾家**产、卖儿卖女，实际成了他打击报复的工具。至于罚得的钱表面上运往边关，实际上是不是被他手下的镇守太监贪墨了就无从得知了。己经退休的尚雍泰、马升、刘大夏、韩、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都曾遭到此法的打击，侍郎以下被罚得家破人亡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以往太监作乱时，官们最多是怯于斗争，对太监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双方很少起正面冲突，太监也不会主动进攻官。现在刘瑾却频频向官发起猛攻，攻势一浪高过一浪。而且这种进攻不是太监过于嚣张，霸气外露触犯了官，而是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官系统，促使官们倒向他的阉党。所以历史上将正德初年作为阉党登场，并向正义发起进攻的一个危险时代。关键是很多肉体打击的方法己经超出了常规的官场斗争范畴，很多戏曲艺小说也将刘瑾的时代作为一个宦官乱政的黑暗岁月，很多和阉党不屈斗争的故事都选择正德初年作为时代背景。
当然，正如前所说，刘瑾这些手段毕竟毁灭不了正义，当他对正义的冲击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自然会对他形成反击。而且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导致他的阉党一朝崩塌。
刘瑾当权不久，便进行了一个重大改革。以前边关可以收缴一些外贸商人的关税，虽然也要上交户部，但户部固定从这笔钱中列支一部分返还给上交的边镇充作军费，鼓励他们保护关税。边镇一般也要开展屯田，按民田税率上交户部后盈余则可充作军费，但屯田的具体亩数可能有一定的隐匿。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下令取消边镇关税的固定返还，并且派人清查屯田亩数，隐匿的部分要补足。这极大地触犯了边镇的利益，尤其是派往宁夏镇的大理少卿周东，为了多清查出一些银两给刘瑾作谢礼，追查甚急，极大地触怒了当地军镇，甚至藩王。
镇守宁夏的藩王是安化王朱寘繙，明太祖第十六子庆靖王朱栴之后。由于刘瑾的动作极大触犯了边镇的利益，甚至导致边镇军费出现亏空，关键刘瑾确实把柄极多，很多人劝安化王以当年明太宗（当时镇守北平的燕王）奉天靖难的格式，以“清君侧，诛刘瑾”为号，起兵造反。安化王于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春，诱杀地方官，正式发檄起兵。当然，明太宗自身能以藩王造反成功，他自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将藩王的权力限制得极低，他之后的藩王实际上是没有能力造反的。安化王叛乱只用了18天就被地方官镇压，这场叛乱的真正意义是暴露了刘瑾的很多问题，因为安化王发布的清君侧檄里列举了刘瑾的罪行，这些情况平时是到不了明武宗耳朵里的，但这个檄就再难瞒得过去了。
如果明武宗身边的人拼命为刘瑾掩护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这时刘瑾更大的一个漏洞却同时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在势力扩张的过程中结了不少仇家，其中最致命的一个是他曾经的兄弟，“八虎”之一的张永。张永最初也是刘瑾党羽，正德初年镇守神机营，权势也很大。但刘瑾逐渐发现张永不是那么贴他的心，于是在明武宗面前进谗言，想把他贬黜到南京去。但构陷太监和构陷官可就不是一回事儿了，官被你构陷了有时候无处伸冤，但人家是和你一样的太监，你能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人家一样可以。张永径直到明武宗面前控诉刘瑾在害他，明武宗召刘瑾当面对质，两个太监竟然在御前挥拳殴打。明武宗也只好让另外的太监摆酒给他们说和。所以，刘瑾应该明白太监没有读人那么彬彬有礼。
安化王在宁夏叛乱，地方官当即镇压，但由于古代通讯不发达，朝廷仍征发了大军出征平叛，由右都御史杨一清总督，张永监军。两人白跑一趟，回师时闲聊，杨一清说：“现在外乱己平，朝廷的内患怎么办？”并在手上划了一个“瑾”字。张永明白其意，说：“此人日夜在皇上身边，旁人无法进言，他的耳目也很广，您看我们现在都只能打哑谜。”杨一清说：“张公也是皇上的亲信，讨贼不托付别人而托付给张公，足以表明我的心意，现在功成奏凯，趁机揭发刘瑾的奸恶，陈说海内怨恨，皇上必然听信。杀了刘瑾，张公也可以更受重用。”张永见他不再打哑谜，也站起来说：“唉！老奴又怎能惜此余年不报主呀！”
其实刘瑾又岂能毫无察觉，他也在准备迎击张永。当时传闻说刘瑾的哥哥刘景祥死了，刘瑾将在八月十五日举办葬礼，百官都会参加，刘瑾会趁机发动政变。张永原定的献俘仪式也是八月十五日，刘瑾却通知献俘仪式延期，这很可能是政变的先兆，至少对张永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永果断地提前入宫面见明武宗，举行非正式的献俘仪式。明武宗非常高兴，给刘瑾、张永赐酒，自己也喝了不少。及至深夜，刘瑾终于告退。这时张永才将安化王讨刘瑾的檄献上，明武宗看了大惊，找不到为刘瑾辩护的理由。张永趁机又奏刘瑾不法诸事，并说宁夏之乱是被刘瑾故意激发的，他还图谋不轨，将作更大的乱。明武宗喝得半醉，喃喃道：“刘瑾负我。”张永见奏效，连忙说：“逮捕刘瑾，事不可缓！”马永成等太监也在一旁帮腔，明武宗醉醺醺地就同意了，下令连夜逮捕刘瑾。刘瑾还没到家，抄家的人就追上了他。第二天，明武宗宣布贬刘瑾为奉御（从六品宦官），去凤阳守陵。明武宗亲自带队抄家，结果抄出来伪玉玺一枚，宫牌、衣甲、弓箭、玉带等大量违禁物品。最关键的是，刘瑾常持在手中的两把扇子，中间藏有匕首，刘瑾平时就拿着这两把扇子天天在皇帝面前晃悠！明武宗大怒，将其下狱。刘瑾在狱中承认了诸多不法行径，被判凌迟处死，活剐335刀后断气。很多人花钱竞拍刘瑾的肉片祭奠被他害死的亲人，甚至生吃泄愤。
刘瑾一死，阉党轰然崩塌，刘瑾的亲族、党羽大多伏诛。更重要的是官中投效了阉党的无耻之徒，朝廷张榜公示阉党分子，《明史阉党列传》不惜笔墨穷举了名录：
内阁大学士有焦芳、刘宇、曹元。
尚有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澡、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
侍郎有吏部柴升、李瀚，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
都察院有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
巡抚有顺天刘聪、应天魏讷、宣府杨武、保定徐以贞、大同张褕、淮扬屈直、两广林廷选，操江王彦奇。前总督贵、马炳然。
大理寺有卿正张纶，少卿董恬，寺丞蔡中孚、张桧。
通政司有通政使吴釴、王云凤，参议张龙。
太常寺有少卿杨廷仪、刘介。
尚宝司有尚宝卿吴世忠，尚宝丞屈铨。
府尹有陈良器，府丞有石禄。
翰林院有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
郎中有吏部王九思、王纳诲。
给事中有李宪、段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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