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地报了名，稀里糊涂地进了考场又出来了，尽管六年来忙于琐碎的工作，从来没有系统学过什么，但笔试也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过了。可能是因为遴选不同于公考，更看重的是公务员的职业素质，而我承蒙老太太耳提面命，已经初窥“突出主题、抓住重点、弹好钢琴……”的门径了吧。接到面试通知的时候正是汛期，当时我担任驻村第一记，正和大家一起在堤坝上巡堤，而且把钱包丢在了堤上，补办了个临时身份证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尽管笔试过了，但对于面试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我平生原则，是能用笔写的绝不用嘴说，能发短信尽量不打电话，能不跟人吵架尽量躲着走。难得跟人吵一回架，吵的时候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吵完了总要一边懊恼一边复盘，悔恨自己满腹珠玑锦绣章，为什么刚才只发挥出来10。研究生毕业第二年，那时候的我还有一点上进心，也曾经参加过一次国考，报考的是某个武警站岗、广大师生和家长耳熟能详的大部。笔试也是挺高的分数就过了，面试的时候先是到武警背后的院里集合，有一位考友看着该部50年代苏式风格的办公楼，艳羡及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谁能想到我竟然有机会站在xx部的院子里！”我叹为观止，觉得不至于此，此人若是被录取，将来必定有进纪委的一天。后来我常去该部联系业务，一到这个院子就想起他，不知道他是否得偿所愿，我又是否未卜先知。等候面试的时候，大家聊天，基本都是什么名校的博硕，有个报考西班牙语岗位的当时还在拉美某国驻华使馆里帮着买菜，一听就来头甚大。未战先怯，我心里已经输了三分。一进考场，一排七个看起来就很有化的司长处长盯着我一看，我又输了四分。一口流利的带点巴黎味儿的普通话提醒我答题的时候，我只剩下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二分灰头土脸，一分稀里哗啦。离京的那天我去前门楼子转了转，喝了碗后来证明是专坑外地游客的豆汁儿，暗暗对未来的孙子说，你爷爷没有在这儿玩耍的命，咱还是在大别山里扎根吧。汽笛一响，铩羽而归。
五年之后，居然又要再来一遍，我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而且这次我要轻松得多，因为我本来就不太想来，笔试能过，就已经能对一心帮我谋出路的老领导有个交代了，面试但凭天命而已。也许是因为心态放松，也许是因为六年来“两办主任”的锻炼，也许是因为机缘巧合，总之这次竟然过了。未来的孙子非要让他爷爷在高高的前门下玩耍，那就玩吧，别无他法。于是，2012年，我3岁，通过一番考试，来到北京，成为当时大约8万名中直机关公务员的一分子。
虽然那个时候的遴选和国考的竞争都还远不如现在激烈，遴选的比例根据岗位有所不同，平均大概在一百多比一，上岸并没有那么困难，但从革命老区到首善之区，“一步登天”，已经足够令人羡叹了。临走的时候家乡的小镇上纷纷传说我要去“中央”工作了，老爸颇请了几顿饭。一手促成此事的原单位老领导非常开心，专门为我摆了钱行酒，但是酒桌上对我提出了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被建议和提案了几十年、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希望我下车伊始，就能着手加以解决。我当然只好答应她，同时安慰自己：她过几年必定退休，应该不会盯我盯得太紧。在首次培训的时候，领导反复引用两句经典，道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引得大家兴头十足，热血沸腾，江山社稷，舍我其谁，似乎明天就要去大展经纶补天手，去匡正朝纲一般。
其实用不着领导教育，那时候确实兴头很足。现在北京的蓝天已经越来越多了，家里的空气净化器很少能派上用场。但我来北京的头三年正是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经常搞单双号限行。我不怕限行，因为没有车。在雾霾弥天，空气刺鼻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在午间休息时跑到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感受对面不见人的奇幻妙境。单位没有宿舍，妻儿暂时也无法来京，我在靠近南五环旁边的一个地铁站附近，用月收入的三分之二租了一个大通间。楼上楼下，前后左右，基本上住的都是群租的工友们。像我这样一个人单住一间的，属于相当奢侈的级别了。冬天没有集中供暖，房东自己烧的土暖气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温度只能保证在不让马桶结冰的水平。房间不仅四面漏风，而且漏音，午夜时还经常漏一些难以描述的音，令人浑身发热，倍感寂寞。为了打发寂寞，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自学了大约三十门网络课程，从传统化、社会调查直到法医学和建筑设计；买了泡菜坛子自己做泡菜；省了俩月的工资买了个单反，雾霾天的周末早上起来冲一杯咖啡，吃一碗炒饭，中西混搭的早餐之后，在qq空间里宣布“不做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三环”，去记录京城的各种瞬间；我在9月18日挤地铁去三元桥，在日本大使馆前领红旗，领鸡蛋，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在家乡的小城一样，我通过初任培训结识了一帮狐朋狗友，大家虽然多已成家，但家小都还没有搬来，正是七年之痒的时候天降单身生活，兴致都很高。柳永在汴梁城的烟花巷陌里偎红倚翠时说过的“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我深有感触。我们相约着周末去吃烤羊腿，大快朵颐之后去见识后海和工体的红男绿女。有两个没见过湖面结冰的南方娃掉在了什刹海的窟窿里，好在只是一场惊吓，安全脱险，但那美好的场景让我们快乐了小半年。
如今回顾那段历史，虽然革命浪漫主义的成分不多，但自信也是有一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两地分居，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岗位，都不是事。没有时间悲伤，也没有时间忧愁，生活本身就够我忙活的了。
所以当后来有的人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地提醒我“你他妈的纯属吃饱了撑的”的时候，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赞成的。人间的李易安，里的林姑娘，都不需要躬自耕织，所以才有余暇伤春悲秋，叹流水，葬落花，天天哼唧得厉害。我也很希望我吃饱了不要撑着，不要哼唧，而是去干点正事，并且做了这样的尝试，这是后话。
我努力生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在寒风萧瑟的出租屋里裹着棉被努力学习，用两个小时从南五环赶到北四环的清华园，参加网课的线下讨论；在地铁站门前买个土豆卷饼然后人模狗样地去“中央”上班。背着笔挺的西装拖着箱子去机场出差，遇上深夜返京地铁停运的时候，打三蹦子再回我的出租屋。这样的生活我并不觉得苦，也并不觉得累，因为我本来就是小地方、穷地方的孩子。朱敦儒有词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吩咐与疏狂”，我仿填了一句是“我是穷乡田舍郎，天错吩咐与庙堂”。后半句是夸张，前半句是写实。
我这么累也并不是想要追求什么，虽然起于州郡，发于卒伍，但是出将入相的梦我一次都没有做过。我从小就没有很远大的理想，别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科学家，连当乡长的理想都没有。我只想过上历史系，上了历史系以后干什么也没想过。我们家没有成就大业的血脉或基因。我曾祖父青年参加革命，死于自己人之手；爷爷遂成孤儿，终生务农；我父亲当教师，一双手不好好拿粉笔，总想着用它拯救乾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所以他四处活动，争取改行，最后终于成功混入行政序列，然后蹉跎半生，到退休还是个科员。直到今天母亲还经常埋怨他，说如果他安分守己不作幺蛾子的话，他退休时至少能有个高级职称，退休金得比现在多一倍。虎父犬子，我从来没有过他那样伟岸的抱负。自小听我父亲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和我的理想以及未来，就觉得那是玻璃罐里养蛤蟆，前途光明，出路不大。如果说我的人生曾经有过什么比较切实的理想的话，那就是我很想成为一个戴着金边眼镜、没有小肚子、不秃顶、不油脂麻花的厨子，高雅的说法叫主厨或者hef。在我为自己设计的人生梦想里，高光时刻就是戴着最高的白帽子，在一群助手的簇拥下走进厨房，瞥一眼十米开外的调料罐，淡淡地说：“花椒不是四川的，扔了重买。”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连这个理想都放弃了。我只能常年在家主厨，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围裙，连个最矮的白帽子都没有，能够在自己家做份红烧肉或者煎个牛排就已经让我心满意足。我对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都保持着充分的敬意，自愧不如，高山仰止。我自知天资不如人，美色等于零，身无长物，百无一用，所以从来都不敢有什么理想和追求。后来在我抑郁最严重的时候，面对“不知足”的批判，我非常茫然，因为我已经堕落到一点理想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以不知足的呢？
倒是刚来北京、完全没有症状的这些年，我确实是不知足的。我没法知足，生活没有给一个北漂打工人任何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机会，我只能努力坚持。尽管我自己对于群租房的生活并无不满，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还富有情趣，但是我有老婆孩子，我当然希望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虽然我对自己不良少年的黑历史其实并无太多反省的意思，有时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也算是阅尽千山、闯过江湖的人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走一遍我的道路。群租房满足不了孩子上学的需要，当然我的工资水平也买不起房，我只能熬着、等待，什么也做不了。我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把相当的一部分工资交给了铁路，那时高铁尚不发达，一到假期绿皮也很难抢，我经历着一个又一个抢票回家团圆分别再抢票再回家再团圆再分别的假期。我还记得某一个假期，独自返京的时候小儿很不高兴，我假装很开心，不停地给他讲笑话。列车一启动，无数的酸楚涌了出来，拿手机写了一段小词及序：
癸巳秋日，又为北行。时台风袭皖，一夜无眠。凄然登程，闻雾霾复卷帝都。天伦六日，亲亲闻汽笛而肠断；年逾三旬，心绪随烟雨而浮沉。笑为妻儿言：男儿当如仪秦，纵横奔走，图画于凌烟阁上。事毕，挥手，行，泣下沾襟。词曰：
江淮英霍烟雨骤，河洛幽燕妖霾舞。偷眼望故乡，青青陌上桑。重别归帝所，疑是前生谶。拟慰小儿伤，含悲且谑浪。
“图画于凌烟阁上”只是为了拟合词意的大话，“泣下沾襟”倒是写实。我小时候受过家庭的伤害，长大后做过很长时间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工作，但是直到进京以后，才真正感同身受，体会到中国千千万万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分居两地的家长和孩子的苦痛。但是只要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我们能为他们做的真的很少很少。谁的关爱都比不上自己的爹妈，更不能取代自己的爹妈。
除了分别的苦痛之外，工作上我也是捉襟见肘勉为其难。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在市里工作六年，又新学会了许多许多的变通之道、权宜之术。这可以理解，一个人的办公室，如果什么都按制度来而不懂变通的话，就算是累吐血也无法完成任务。基层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结果导向，你的流程再完美、设计再精妙，指标没完成，数据没达到，结果没出来，一切都等于白费。而如今到了“中央”，最大的改变就是对程序的要求更加严格，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这同样可以理解，因为你的机关在制度的最顶层，口含天宪或者代天巡狩，每个件每个部署都会层层传导下去，渗透到中国这个有机体最基层的细胞，容不得半点闪失和一个错字，必须通过最严谨的程序加以保证。以前在基层的时候，别的单位来征求意见，如果我判断事情重要性一般，甚至无需请示领导，直接就给回了，对方也喜欢这样干脆利落的，因为人家也等着一个结果。现在可不行了，来了个意见，先得起件报告这件事，然后根据领导批示，查阅类似情况如何处理，有时还需要参阅其他单位情况，再起草回复意见，再等待领导批示……流程一项也不能少。上班的第一天一大早，处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给自己装一部电话。我起草函件，逐级报批，转到信息处，电话班，到下午快下班就装好了，领导和同事都夸我办事利索，效率很高。我很想告诉他们，放在我当“两办主任”的时候，一个电话，一小时内电信局就上门搞定了。
适应这样的改变需要很长的过程。我所相对擅长的稿写作也和基层不同：我给市长写讲话稿时至少有个省长的讲话稿可以参阅，而这里只能靠自己去研究政策，分析形势——下级单位还等着参阅我们的呢。而我长年在基层工作，从村里的堤坝边来到长安街边，这些方面也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只能靠努力学习。
我大概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慢慢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工作起来也不再那样惴惴不安、本领恐慌。幸运之神依然在眷顾着我，根据遴选政策，组织统一解决了我们一家三口的户口，解除了我很大的后顾之忧；落户手续一办好我就登记了北京的小汽车摇号，并且神奇地在8个月后就摇到了车牌（10年了，跟我一起遴选进京的很多同学还在摇号池里苦苦等待）；2015年，单位安排周转房，因为我工龄较长，排名靠前，意外地在北五环旁边拿到一套小两居。小是确实小了点，远也是确实远了点，但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让孩子有学上了。除此之外，在这两年间我结识了几个虽然不多但是很铁的蓝颜红颜的朋友，一起涮锅子度过了北国的三个寒冬。到此为止，蒙上天庇佑，我一直开心而且快乐，所愿往往皆得顺遂，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继续快乐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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