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犯人们集体在大厅看电视。我被违纪喊带小凳子出去学习,卫生大组长把没有拖干净地面的事情报给了他,我没有继续没有辩解。
大厅的执勤台在楼梯口那边,我走过去已经有几个光头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塑封的三十八条正在所谓的“学习”,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事情没做到位的人,和面带羞涩的我所不同的是,他们看上去完全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位年轻的犯人和边上人一边低语一边“吃吃”地笑,好像有什么很好笑的事情。值班的狱警老王走到他背后都没发觉,老王拿起手中的一本杂志在他的脑袋上“噗”打了一下,年轻人吓了一跳,也不扭头,只把前额靠在墙壁一靠,不一会儿,低头玩起了自己手指。
狱警老王今年五十多岁了,听说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他长着一副和善的脸,我没有看到他横眉竖目骂过谁,唯一一次生气是两个犯人为了一点小事打架。监狱里的打架是严重的违规,远比一些厂房里干点私活,偷吃点东西要严重得多,对于监狱来说,这是对管理秩序的挑战。
老王一手拎着一个人的耳朵,将他们拎着走,两个犯人侧着脑袋,咧着嘴踮着小脚一路小跑跟着,看得其他犯人哈哈大笑。老王让他们蹲了一会儿教育了几句也放他们走了。
在大多数人的嘴巴里,老王是出了名的好,他从不为难犯人,犯人的困难他都愿意给予方便,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电话,帮助犯人往家里打一两个电话,这在其他狱警那里根本不可能的事。犯人们在车间大小便,也喜欢在老王执勤时候请假。犯人们相互之间称颂老王的好人好事,他们用一套好人有好报的理论来赞扬老王有福气,比如说,老王的女儿是大学教师,嫁给了一位加拿大人,老王退休以后也准备去加拿大享福了等等。周末犯人休息时候,犯人们会讨好地问老王这些事,老王听了总是笑容满面,说是有这么回事,但自己去不去加拿大还不一定。
从我到三中队新犯组,一直到我刑满释放,说老王好话的是三中队的主流,在这些主流的基调中,我偶尔也能听到有一两句不同的声音。
那个周末,我和其他两个犯人坐在樟树底下看着别的犯人打篮球,一边听着他们在另一座监狱当医院看护犯时候的一些经历。
为了便于区分不同犯人,犯人们总是会在具体的工种特征后加上某某犯,比如:医务犯,老残犯,事务犯,等等。他们讲到看护一些不能说话的病犯时,
为了避免麻烦,会打这些病犯的耳光,到最后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病犯看到看护犯就缩成一团。
两个人的神态,好像田头小憩的农夫唠着家长里短,平静地闲聊着人性中最黑暗的深渊,好像这些深渊里的人性之恶,就是人脖子上长脑袋一样再正常不过。而从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一丝恶的痕迹。是的,坏人不知道自己的坏。我在别人眼里,正像他们两个在我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临终时需要接受审判的人。
两个人一句我一句的说话,聊着聊着就讲到了中队狱警,其中一个犯人突然说:“老王人是好,就是过桥费要比别人多收五个百分点。”
所谓的“过桥费”就是犯人家属将钱打到老王的账户,然后由老王在外面买好食物带进来,在哪里吃什么时候吃都要由老王确定,大前提必须是老王值班的时候。一般这种钱的购买力只相当于外面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之间,也就是说一万元的钱钱,只能买六千五到七千的货值,其余部分是过桥人的手续费,具体打几折,还是需要家属和过桥人协商。
出于好奇,我不合时宜的插了一句话:“老王也要帮人过桥么?”
说老王好是好的那位,不屑地“切”了一声,好像笑我没有眼界。另一位说:“人家都是买什么你吃什么,老王是你点什么给你买什么,这还不好?饭店点餐一样,人家服务好,收费就应该贵。酒店跟路边摊会一样?同样一条鱼,用什么样盘子端上来,价格都不一样。”
听他这么一说,我找不到理由去反驳他。我有个习惯,对于自己敬仰的人,喜欢把他想象成十全十美的样子,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缝的蛋,但我不愿意相信老王是帮别人“过桥”的人,象他这样一脸慈祥和正义的老狱警怎么会赚这样的钱,
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有孙老王形象,于是质疑道:“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乱说。”
那个人又“切”一声:“大家都在做,为什么老王不能做?”
晚饭后,犯人们集体在大厅看电视。我被违纪喊带小凳子出去学习,卫生大组长把没有拖干净地面的事情报给了他,我没有继续没有辩解。
大厅的执勤台在楼梯口那边,我走过去已经有几个光头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塑封的三十八条正在所谓的“学习”,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事情没做到位的人,和面带羞涩的我所不同的是,他们看上去完全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位年轻的犯人和边上人一边低语一边“吃吃”地笑,好像有什么很好笑的事情。值班的狱警老王走到他背后都没发觉,老王拿起手中的一本杂志在他的脑袋上“噗”打了一下,年轻人吓了一跳,也不扭头,只把前额靠在墙壁一靠,不一会儿,低头玩起了自己手指。
狱警老王今年五十多岁了,听说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他长着一副和善的脸,我没有看到他横眉竖目骂过谁,唯一一次生气是两个犯人为了一点小事打架。监狱里的打架是严重的违规,远比一些厂房里干点私活,偷吃点东西要严重得多,对于监狱来说,这是对管理秩序的挑战。
老王一手拎着一个人的耳朵,将他们拎着走,两个犯人侧着脑袋,咧着嘴踮着小脚一路小跑跟着,看得其他犯人哈哈大笑。老王让他们蹲了一会儿教育了几句也放他们走了。
在大多数人的嘴巴里,老王是出了名的好,他从不为难犯人,犯人的困难他都愿意给予方便,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电话,帮助犯人往家里打一两个电话,这在其他狱警那里根本不可能的事。犯人们在车间大小便,也喜欢在老王执勤时候请假。犯人们相互之间称颂老王的好人好事,他们用一套好人有好报的理论来赞扬老王有福气,比如说,老王的女儿是大学教师,嫁给了一位加拿大人,老王退休以后也准备去加拿大享福了等等。周末犯人休息时候,犯人们会讨好地问老王这些事,老王听了总是笑容满面,说是有这么回事,但自己去不去加拿大还不一定。
从我到三中队新犯组,一直到我刑满释放,说老王好话的是三中队的主流,在这些主流的基调中,我偶尔也能听到有一两句不同的声音。
那个周末,我和其他两个犯人坐在樟树底下看着别的犯人打篮球,一边听着他们在另一座监狱当医院看护犯时候的一些经历。
为了便于区分不同犯人,犯人们总是会在具体的工种特征后加上某某犯,比如:医务犯,老残犯,事务犯,等等。他们讲到看护一些不能说话的病犯时,
为了避免麻烦,会打这些病犯的耳光,到最后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病犯看到看护犯就缩成一团。
两个人的神态,好像田头小憩的农夫唠着家长里短,平静地闲聊着人性中最黑暗的深渊,好像这些深渊里的人性之恶,就是人脖子上长脑袋一样再正常不过。而从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一丝恶的痕迹。是的,坏人不知道自己的坏。我在别人眼里,正像他们两个在我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临终时需要接受审判的人。
两个人一句我一句的说话,聊着聊着就讲到了中队狱警,其中一个犯人突然说:“老王人是好,就是过桥费要比别人多收五个百分点。”
所谓的“过桥费”就是犯人家属将钱打到老王的账户,然后由老王在外面买好食物带进来,在哪里吃什么时候吃都要由老王确定,大前提必须是老王值班的时候。一般这种钱的购买力只相当于外面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之间,也就是说一万元的钱钱,只能买六千五到七千的货值,其余部分是过桥人的手续费,具体打几折,还是需要家属和过桥人协商。
出于好奇,我不合时宜的插了一句话:“老王也要帮人过桥么?”
说老王好是好的那位,不屑地“切”了一声,好像笑我没有眼界。另一位说:“人家都是买什么你吃什么,老王是你点什么给你买什么,这还不好?饭店点餐一样,人家服务好,收费就应该贵。酒店跟路边摊会一样?同样一条鱼,用什么样盘子端上来,价格都不一样。”
听他这么一说,我找不到理由去反驳他。我有个习惯,对于自己敬仰的人,喜欢把他想象成十全十美的样子,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缝的蛋,但我不愿意相信老王是帮别人“过桥”的人,象他这样一脸慈祥和正义的老狱警怎么会赚这样的钱,
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有孙老王形象,于是质疑道:“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乱说。”
那个人又“切”一声:“大家都在做,为什么老王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