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一直到集合的时候,大组长还没有来找我,我以为他把昨天答应的事情忘了,不禁有些沮丧,转念又想:至少他请我吃了可乐和小蛋糕,即使他忘了,我还是感激他。
我照例在自己小组里排好队,刚准备出门,大组长“咣当”拉开门,指着我大声说:“你先出来,以后不用在小组里排队。”
他的声音很大,好像故意说给别人听的,说完把手里一只透明的公包远远地抛了过来,我赶紧接跑过去圣旨一样接到手里。那一刻,我感觉在众目睽睽之下飘然而去的感觉让人舒服至极。
大组长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刚迈出门那一刻,猴子似的小组长看我的眼神非常惊诧。我有点飘飘然,心想:你们爱排多久就排多久,至少我出门不需要三个人胳膊扎在一起走三连环了。没人要求我手贴着裤缝,想甩高一点都可以,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心里虽然这么想,我提醒自己,不要乐极生悲,要克制着自己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们在走廊上恰巧遇到一位过来报数的年轻狱警,看了我一眼,笑着问大组长:“换了新秘了?”大组长侧着身子,拉了一下我示意让路,“嘿嘿嘿”地陪着笑。
我跟着大组长,一个监舍一个监舍的过去,从小组长手里接过昨天晚上发下去的《犯情登记表》,这是大组长每日必做的功课,实际上这功课是狱警的,他只不过代劳而已,那张表是每个监舍的小组长对小组里的犯人一天的动向报告。包括情绪思想言行等,大组长把他们收集在一起加以整理,然后列出需要特别关注的人员报给指导员,这大概也是犯人中“信息员”名字的由来。这些名单指导员一般会作出谈话,警告,训诫等处置。现在,这些表格统一收到我手里的公袋里,将由我作出基本甄别交给他作最后审定。
早餐,虽然照例是黄米饭配什锦菜,菜依旧咸得进不了嘴,我是非常过份地坐在凳子吃的。
我感觉到了同监舍那些人看我眼神中的不满,在他们眼里,我是和他们一样的新犯,但是仅仅几天以后,我就不用蹲在地上了,这让他们很不服气。
大组长不但搬来几张小塑料凳,又不知道去哪里拎来一张一米见方的塑胶板,不但有了凳子,连餐桌都有了,吃饭瞬间显得有点隆重。
大组长去向值班狱警要了点开水,狱警非常客气的将开水倒到他碗里,动作自然得像是同事。他又从专用的笼箱里拿出一个塑料瓶,拧开瓶盖放在我面前,搞得我好像是个客人。我以为他打开的是腐乳,探头一看却不是,而是一瓶被一层油盖着的黑乎乎的东西,他见见我犹豫,用手指了一下:“橄榄菜。尝一尝。”
这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橄榄菜,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挖了一勺盖在米饭上,学着大组长的样子,将它均匀的抹在米饭上。这饭瞬间有了一股清香,吃起来咸鲜兼俱。
吃完早饭,我跟着大组长在队伍后面一路开到操场。今天新犯们的训练暂时停止,学跳一支舞蹈,叫《感恩的心》,主旨表达犯人们幡然醒悟后向亲人表达浪子回头的决心。
虽然我已经被提拔为大组长的机要秘,但集体活动我是必须参加的。我混在“老病残”懒洋洋地里跳了两个多小时,分组训练时候退了出来。
今天我的任务是不是学会舞蹈,而是:一,整理犯情,将有问题的人列出来。二,写一份入党申请。这当然不是哪位犯人们准备火线入党,而是一位年轻狱警准备进步。
这两项任务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尤其是后者,我无须怎么样的构思,就可以写一篇站在年轻狱警的视角,从思考自己每天接触日常工作的角度入手,探讨这些人为什么会走到监狱里来的话题展开讨论,最后得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结论,从而将自己的认识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我不能让人知道这些任务能够在一个小时就足以搞定,我要装作它们有多少难似的,我要一边写,一边皱着眉头苦苦思索。否则他们会认为这个活太简单了。
只要在“站角”的范围内,我可以选择任何一棵树荫,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产生误会,于是谨慎地选择了一棵就近的树干坐下来,这样,可以确保对面的狱警随时看得到我,我也能随时让队伍里的人,看到我比较忙的样子。
我先把大组长的公包里的东西依次拿出来,里面除了犯情登记表,还有几支笔,一些打印纸,一张全体名单,一枚集合哨,还抖出一颗青豆。我将犯情登记表撸得整整齐齐,拿出笔纸,将公包垫在膝盖上,摆出准备工作的架势。
这些犯情表大多是敷衍,都是一两句话:“本小组今日犯情稳定。”“今天a犯说自己想家想孩子。”“担心父亲身体。”翻了大同小异的几张以后,我很快在某小组报告中,小组长举报某新犯口袋里有不明来源的糖果,其中,什么糖果,怀疑是谁送的都写得清清楚楚,另一张写到某某晚上“打飞机”。当我翻到本小组的犯情登记表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犯人某某昨夜一直到十二点未睡,翻来覆去,心事重重,起来拉小便三次。
我吓了一跳,这他妈的说的不就是我吗?但写这些内容的人,他没有想到今天我会被提拔到审阅每日犯情登记表,原来我的一举一动尽在别人眼底。
我把觉得需要上报的情情况列在一张纸上,关于我自己的情况当然得抽掉,然后又将登记表从头到尾审核一遍,接下来拟了一遍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