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以后，牛兴国等人接到通知，到县城进行身体检查。
不知为什么，体检没有安排在医院，而是在汽车站对面的国营二旅社。
早上不到九点，参加体检的九个人刚刚到齐，站在旅社门口，岑义拿着名单点完名，然后大声说道：
“你们是不是以为，离了你们几个，地球就不转了？”嘟嘟囔囔的说着不满的话，“为了你们几个人，耽误我们一天时间！”
牛兴国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满意，几个还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孩子，看着满脸不高兴的岑义，傻傻的只能选择沉默。
后来才知道，不知何故，在大批招工体检前，牛兴国等人未接到公社领导的通知，没去医院体检，招工组只好专门为他们安排了这次体检。
岑义虽然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大概也有普通上海人的特点：高傲、瞧不起人，喜欢以“我”为中心。几个年轻人让他多跑一趟，心里不怎么高兴，嘟囔几句，发泄一下不满情绪，也属正常。
几年以后，牛兴国有一次出差，在某火车站候车室候车，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北京人吵架，上海人的普通话夹着浓浓的上海口音：
“侬以为是北京人就了不起啊？”
“你们上海人，大国沙主义！”北京人也不示弱，大声的反驳着，高大的身材往前面走了几步：“你想怎么样？”
瘦小的上海人只因为自己是上海人，因此觉得比谁都高大，这次运气不好，碰上了这位握紧拳头，憋红了脸的北京人，只好怂了，走回自己的座位，小声嘟囔道：“侬嘞该组撒（你在做什么）？;#3;然后不再做声了。
北京人没听懂上海人的话，却看出对方嚣张气焰明显被打了下去，于是哈哈一笑：“上海人又有什么了不起？！”说完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那个年代，可能只有北京人才敢跟上海人“抗衡”。
原来高傲的上海人连北京人都没看在眼里，何况几个来自贫穷山沟里的孩子？
罗组长是湖北黄岗人，解放初期当过兵，退伍后到军工厂打了十几年铁。他具有农民的憨厚、军人的忠诚、工人的直率等性格特点。
他没说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理会岑义的牢骚，有条有理的安排大家进行五官、内科、外科的各种检查。
参加体检的人少，又由于不是在医院体检，胸片、心电图等需要机器检查的项目都免了，因此不到两个小时就收工了，于是组长让大家回家等通知。
岑义见大家都没搭理他，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阴沉着脸，离开了体检的房间。
十一月下旬，牛兴国终于拿到了录取通知。牛奇辛通过征兵体检和政审，参军去了某工程兵部队，两年后复员回家，正好赶上“农村退伍军人哪来哪去”的政策规定，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产队，岑义那只笔随意的一个X，让他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十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一辆解放牌军用卡车来到了县城，五个农村小伙子和一位姑娘，将自己的行李扔上车厢，然后爬了上去。
寒风呼呼的吹，几个人站在这辆没有篷布遮挡的车厢里有些发抖，一只手紧紧的抓住两边的车厢板，另一只手不停的将流出来的鼻涕摔到车厢外。半个多小时后，汽车在大坡寨前停了下来，用早已冻僵了的双手将行李搬下车，他们很快就忘记了卡车的颠簸和气候的寒冷，背着自己的被子，拎着行李箱或者行李包，跟着工厂派来接车的人向寨子中间走去。
据来人说，工厂刚开始筹建，暂时没有宿舍，只能住在老乡家里。
女生黄小妹安排在退伍军人罗顺昌的家里，牛兴国等五个男生安排在罗广昌家里。
这是一个布依村寨，大约不到五十户人家，房屋成阶梯形交错排列建造在山坡上，狭窄的小道将房屋的上下和左右之间串联起来，小道上稀稀拉拉的铺垫了一些石板。
布依族人不仅勤劳，也是一个爱干净的民族。几乎每家都有三间瓦房和一个厢房，还有牛圈和猪圈。房前屋后，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正房和厢房都有两层，白色和黄色的玉米棒子，都用玉米叶子编成串，整齐的挂在楼上的杊方上。
罗广昌家在寨子中间的最下面，距离大路只有十几米远。正房前有一个大约十几平米的院坝，表面铺满了形状各异的石板。
牛兴国等五人刚走到院坝里，从房里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一套蓝色的中山装，头戴一顶蓝色的单帽，只见他用手将鼻梁上的眼镜摘下来拿在手上，偏瘦的脸上那双看起来普通而且有些近视的眼镜，看着几个新来的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