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03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澶州大决，黄河第一次改道，一路向北，经武邑、真定、河间，从天津入渤海。
黄河变道可不是风轻云淡的一句话，一条上千公里长近千米宽的大河突然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沿路的农田、乡村、市镇全部都会被冲毁，这便是影响数百万人的灾难！
而新河道的深度、宽度通常都不够，这么多河水涌入一条新的河道里，它就必然泛滥！三年一小决，五年一大决，沿岸百姓将一直处于威胁之中。原本富庶的河北东路成了黄泛区。
于是便出现了著名的“三议回河”事件。
顾名思义，就是三次商议让黄河回到向东的故道。
第一次回河之议，出现在109年，宋仁宗皇佑元年。
时任大名知府贾昌朝上宋仁宗，说河北东路是朝廷赋税和边防重地，不能放任其成为黄泛区，提议在商胡口堵塞黄河北上的河道，下大力气给京东故道清淤修堤，迫使黄河重回向东的黄河故道。
然后，管河渠的工部侍郎李仲昌提供了另一个方案，商胡口依然要堵，但是不用立刻堵上，改道也不必往京东故道上改，而是在商胡道和横陇道的夹角六塔集附近开一个小河，让河水先一点点回归横陇道，等河水流的差不多了，就封闭商胡道，河道不就回来了么。
贾昌朝的方案致力于稳固河道，而李仲昌的方案则是祸水东引。碰巧，内阁执宰彦博、富弼也是这么想的：“与其淹河北，不如淹河东......”
最终，宋仁宗决定采用李仲昌的方案，挖个小河试试。
结果这条六塔小河还没挖完就决堤了，一条小河如何能承载黄河之水，挖河的百姓当场被淹死无数，两岸受灾百姓更多。黄河从一股，变成了两股。从天津入海的叫北流道，从沧州入海的叫东流道。
巧好此时大宋在西夏刚打了败仗，辽国又趁火打劫要求每年增加了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财政开始超支，偏偏商胡决口裂的非常大，工程量让人望而却步。宋仁宗选择了躺平，随黄河去吧。
第一次回河失败。
第二次回河之议，出现在102年，神宗熙宁四年。
黄河再次大决堤，时任宰相王安石再提回河。因为黄河分成两股，从天津入海的北流道经常决堤怎么都治理不好，而从沧州入海的东流道相对平稳十几年没出事。
于是便决定把北流道给堵上，让黄河全部从沧州入海。
神宗觉得这是个大事，于是派司马光过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司马光回来以后报告，能干，东流道质量比北流道好不少，只要开河引水，河水就会被挤进东流道，但是这个活不能急，先把东流道的堤防修好，然后和之前六塔河一样慢慢往东流道放水，最后北流干的差不多，把它封了就行，全过程大约五年左右，千万不能急功近利把北流直接堵上，不然准出事。
但是王相公不同意，干活就是要快，就是要出成绩，第二年就把北流道给封堵了。
但是东流道一没疏浚，二没固堤，又突然灌进了北流道全部的河水，顿时亚历山大。
当时有一条从卫州开启，途径大名府直抵天津以南的御河，主要用于给北部前线的雄霸各州运输物资，结果，东流道决堤后，河水就大量涌入御河，泛滥沿边各地，北流道借尸还魂成功。
因为黄河泥沙太大，河床太高，通往雄霸各州的御河也彻底不能用了。
宋神宗大受打击，想要学老爹躺平。王安石力劝，又花了十年时间，设立黄河疏浚司专门负责疏浚河道，开发疏浚河道所需的大型工具，这才算把黄河稳定下来。
梁山水泊便是在这段时期陆续形成的。
结果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再次决堤，黄河之水冲入梁山泊形成了八百里的规模，甚至差点夺淮入海，因为有梁山泊这个大水池的蓄水功能，才没有实现。
这下宋神宗也彻底躺平了，说，水往低处流是天性，随他去吧。王安石也被罢相。
第二次回河失败。
第三次回河之议发生在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
这次大臣们也不实际操作了，只是天天打嘴仗，党争严重，所谓的故道工程拖拖拉拉一直到1099年再次黄河大决堤，就再也没人提了。
后世许多人把《导河形胜》称为北宋第一邪，称李垂为灭宋的“毒生”。说“三议回河”是瞎折腾导致灭国。反而把后世满清“不作为”当成了“圣明”。
中华民族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一种崇尚团结一心，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佛祖，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的精神。
面对自然灾难，中华民族拒绝躺平。即便失败，也有人一代代的站出来。即便一次次的遭受黄河洪水，河北两路仍然是北方最重要的产粮区，人口繁盛。
改造黄河本身没有错，错在技术条件不成熟，还有当政者的急功近利。
晁盖心中已有救灾思路。准备分成三步走。
第一步，先封堵滑县决口。别人做不到的事，晁盖未必做不到。
第二步，帮助百姓重建家园，紧急补种小麦，防止明年夏天颗粒无收。
第三步，以工代赈疏通东流河道，防止黄河再次泛滥。
晁盖看了看自己系统里剩余的116.5万天命值，勉强够前两步用。但是我花费这么多，总得从别人身上找补回来啊！
晁盖摸了摸下巴，又想到了一个攫取天命值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