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涤荡乾坤：明太袓铁腕肃贪 (第1/2页)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号称史上得国最正的开国皇帝。最底层的穷苦出身，从小受尽贪官污吏的折磨，复仇之火从未在他心中熄灭。

这样一颗耀眼的帝星在元末明初的污浊乱世横空而出，对贪官而言，是最刺耳的丧鸣。

洪武四大案，人头滚滚。无论你是开国元勋，还是驸马皇亲；无论你是横绝大漠擒回末代元帝的绝世战神，还是承担着让庞大帝国顺利运行的熟练官。只要沾上一个字——贪，等待你的下场，就只剩下明太祖独创的酷刑。

他身后，是一个铁山般刚强但又似乎有些过于冰冷的大明王朝。人类社会最顽固的慢性病——贪腐，似乎从未遇到过这么难缠的对手。

1.1得国最正的开国皇帝

大元的铁骑重炮横扫欧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武功，但它的治国水平又着实令人着急。蒙古奴隶主军事贵族走出极北苦寒之地，占据了这花花江山，将马奶粗袄换作美酒红绫，奢靡享乐之风迅速弥漫在元朝的统治阶级中。上层的奢靡享乐，又岂能不靠下级官吏搜刮民脂民膏来源源不断地供应，所以，整个元朝的腐败也可谓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也正因如此，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将不足百年的大元王朝淹没在烽烟四起的狂潮里。

最终推翻元朝，定鼎天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朝的建立和以往的王朝多少有些不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开国皇帝的出身门第。以往的开国皇帝多是贵族出身，最不济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这种出身中下层军官家庭的。而明太祖却是实打实的最底层，祖上世代务农，而且世代拖欠税款，更不堪元朝下层官吏的压榨，四处迁徙，逃避官吏的追索。仅从朱元璋的祖父一代算起，就己经辗转沛县（江苏北部）、句容（江苏南部）、泗州（安徽东部）、钟离（安徽凤阳）多地。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汉民反而成了居无定所之人。每到一地，朱家都要受到当地官吏无尽的索取、压榨。不幸的又岂止是朱家，原本中国最富庶的江淮地区，此时却充斥着朱家一样的流民。朱元璋就是在这样颠沛流离、哀鸿遍野的环境中长大。事实上，朱元璋处于最底层，对暴政的根源一蒙古上层军事奴隶主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眼中所见的反倒是他们的爪牙一基层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从小就对贪官这个群体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元顺帝至正四年（13年），旱灾蝗灾齐至，饥荒四起。朱元璋的父母和三个哥哥都饿死了，朱元璋连安葬他们的费用都没有，幸有邻居刘继祖帮忙安葬，这就是后来的凤阳陵。朱元璋无依无靠，只能到附近的皇觉寺去当和尚，希望能混口饭吃。但时逢饥荒，施主们自己都没饭吃，哪来的余粮进献菩萨？皇觉寺的和尚们也只好纷纷外出化斋，也就是讨饭，朱元璋在化斋过程中都饿晕了好多次。直到后来天下反元，朱元璋及时加入义军，才吃上一口军粮，镇住了肚子。明太祖这种出身条件是任何一朝开国皇帝都不能比拟的，基层官吏贪腐给他带来的切肤之痛也是隋帝、唐高祖这些门阀高第永远不能体会的。

另一方面，明太祖反贪的底气也比任何一个开国皇帝都要足，因为他得国最正，不欠谁的。明清多有学者论道：“自古得国之正，莫过于皇明高皇帝，非汉、唐、宋所及。”没错，汉高帝（刘邦）能当皇帝，少不了先秦六国贵族和汉初励贵的支持，才推翻秦朝，又击败项羽；唐高祖（李渊）则是在关陇汉族门阀的支持下篡夺了隋朝；宋太祖（赵匡胤）更只是后周的中层将领，完全是在一帮禁军兄弟的撺掇下篡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他们首先是靠某些权力集团的支持当上皇帝，其次皇位得来不正，支持他们开辟王朝甚至篡位的人更不得不报答。报答的形式无非就是纵容他们敛财，敛财不就是靠贪么。大官贪，小官当然就跟着贪，一个贪腐的体系就形成了。这个体系或许你能治一治，但触及不到根本，一般也就做做样子而己。但这一次到明太祖这儿，情况变了。

不少人都会认为，开国元勋为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战功，相比之下，贪腐一点显得微不足道，皇帝也不会因为开国元勋贪一点点钱就不记功勋，不念旧情，真的对他们下狠手。很多开国元勋以及他们的子嗣，甚至门生故吏就是仗着这一点不断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贪这点不至于推翻自己的功勋。历代的皇帝也确实正是这样放纵贪官的，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痼疾，古己有之的慢性病。

但这一次情况真的变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就己经非常注意，而不是等到明朝建立后瘤疾长成了才来解决。

龙凤四年（1358年），朱元璋与另一支明教义军张士诚的内战进入到关键时期。朱元璋遣签枢密院事（中央军委副主席）胡大海率大军进攻张士诚的战略要地婺州（今浙江金华），胡大海久攻不克，朱元璋又亲率援军来到婺州，最后一举攻克。之后朱元璋让胡大海率军继续进攻绍兴，但胡大海刚开拔，婺州就发生了一件有点难办的事儿一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贪污军粮酿酒。

战争时代粮食异常紧缺，用粮食酿酒是非常奢侈的行为，所以朱元璋严令军中不得酿酒，违者以军法论斩。但婺州攻克后，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和部将王勇等三人一高兴，就想喝点小酒庆祝庆祝，苦于军中无酒，于是利用职权之便取了一点军粮来酿了一点酒喝。此事被朱元璋得知，勃然大怒，立即要依法将三人处斩。胡大海的都事（秘长）王恺见要斩他老板的少爷，慌忙找到朱元璋，力陈不可。其实王恺也未必完全是出于私心，他劝得确实很有道理。当时的形势是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三家争夺南方义军的统一，朱元璋实力略强，但又地处南京江淮一代，处于江浙的张士诚、湖北的陈友谅两家夹击之下，形势还没有彻底明朗，胡大海这种级别的战将并非只有在朱元璋这儿才找得到工作。此时胡大海正带着主力部队去攻打张士诚，你偏偏把他儿子给宰了，且不说他极有可能会带着大军投敌，就算不投敌也难免动摇他的军心。更深入一点讲，当时朱元璋离开南京大本营，来到胡大海主管的婺州前线，而胡大海带着主力在绍兴作战，无论他投敌还是溃败了，张士诚都会向婺州扑来，朱元璋跑都来不及跑。也不知到时候遍布婺州的胡大海部将会不会把朱元璋捆起来进献给张士诚，所以此时杀胡大海的儿子显然并不明智。事实上有一个不错的折衷办法一先把胡三舍收监，等胡大海打完这一仗回来，再行论罪。是的，一般人都会这样考虑。

但朱元璋不是一般人。

朱元璋只说了一句：“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不但要立斩胡三舍，而且还是亲自拔刀斩了！

严惩违法乱纪的贪腐行为，不为任何外部因素所扰！要反腐，就要有这样的气度！

事实上，朱元璋的这种决心气魄这也不能简单地以什么雄才大略、心胸气度来解释，而是他确有更长远的打算。贪腐对国家，对政权，并非冲击性的伤害，而是一种侵蚀性的慢性病。很多王朝先天带病，但世间本无尽善尽美，对于很多封建统治者而言，带点贪腐这种小毛病，问题并不大。更何况，贪腐最直接的受害者是百姓，又不是统治者自身。有些统治者恰恰还要放纵一点贪腐，以换取权贵的支持。所以很多人也认为，对于极低程度的贪腐，最高统治者完全能够容忍。

我们不妨从更阴暗一点的角度来揣度，不仅是老朱，其实小胡也有更长远的打算一分析测试一下未来的皇帝。

当时离明朝建立还有十年，很多人己经能够大致预料，朱元璋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皇帝，胡三舍也将成为开国勋贵。开国勋贵们提着脑袋打江山是图啥？可能有些人是确实为了更崇高的目标，但也不排除有些人带着打下花花江山供自己享用的思想，比如胡三舍。那未来的老朱皇帝会容忍开国勋贵们开捞到何种程度？这个就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小胡就从贪污少许军粮试起，如果老朱容忍了，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贪污大量军粮，再下一步是贪污军饷，再下一步是盗卖军资......走到某一步朱元璋受不了，问责下来，这便可以判断他大致的容忍边界了。有了这些实验数据作支撑，才好为明朝建立后大规模开展贪腐活动时到底捞到什么程度提供依据。客观地说，胡三舍这个实验方案既符合科学方法，也符合自古以来官场惯例，而且仅就这一步来说实验还挺成功，得到了很明确的实验结果一尽管这或许并非他想要的理想结果，但至少是一个很明确、足以形成论断的结果。如果当时有SCI，绝对可以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verartile当然，第一作者的名字要打上一个框。

稍微有点意外的是实验结果出得太快，第一步就大大突破了朱元璋的容忍边界，还搭上了一条小命。而当那些抱着和胡三舍类似心理的人看到他这篇SCI，一定非常震撼，当然这也正是朱元璋想要的效果。他冒着被胡大海叛变的巨大风险，亲手斩杀只有轻度贪腐行为的胡三舍，向所有开国勋贵亮明了态度一我的容忍度就是零容忍！我不怕我的大将扰乱军心，我不怕他临阵叛降，我不怕他反戈一击，我甚至都不给他一个机会求情，就在他率领大军拼杀在前线时宰了他的亲儿子！只因他儿子沾上一个贪字，这就是我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态度，这就是未来大明王朝对贪官污吏将要采取的态度！

当然，贪官是没有被吓退的，即使面对朱元璋这样史所罕见的对手，他们仍会做困兽之斗。事实上，明朝毕竟接手了元代的官僚体系，其腐朽程度同样史所罕见。明朝建立后，贪官污吏开始逐渐冒头，明太祖残酷镇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明初四大案”，牵连者恐在十万以上，甚至牵连到民间大户，可以说是拿着新王朝统治根基做赌注的刮骨疗毒。这场对决，实则比徐达、常遇春摧枯拉朽般推平元军的战争更要激烈百倍！

1.2胡惟庸案

严格地说，“明初四大案”中第一案一胡惟庸案，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贪腐案，史家更多地将此案解读为明太祖为了集权而与官僚集团展开的政治斗争。但其实在此案中胡惟庸及其党羽也隐约暴露了一些贪腐问题，而且他们结党争权，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营私，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走到大规模敛财那一步就被皇帝给镇压了而己。所以，胡惟庸案也可以说是明太祖铁腕治贪的一个热身。

胡惟庸此人其实在开国战争中并无突出表现，一直在后方担任主簿、知县之类的地方小官，从未立过战功，甚至史料都无法考证他的出生年份。但胡惟庸是个很善于钻营的猾吏，而且确实有较强的行政事务能力，更重要的是抱上了濠州（今安徽凤阳）老乡李善长的大腿。

李善长被明太祖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甚至在战神徐达之上。明初以中省为中央政府，理论上长官应是中令，但实际上未实授，而由左右丞相共同主持工作，首任左丞相便是李善长，徐达屈居右丞相。事实上徐达还要兼征虏大将军（明军总司令），长期驻扎在北平（后来的北京）与北元（蒙古流窜回到草原的残余小政权）作战，极少干预朝政，所以明初几年都相当于是李善长独相，在明廷地位超然。李善长更将胡惟庸引为朋党，纠集一些淮西籍贯的官员，形成所谓的淮西乡党，与另一位宠臣刘基（刘伯温）的浙东乡党进行政治斗争。这便是胡惟庸的拿手好戏了，他很快斗倒了浙东乡党，自己也在李善长的一力举荐下平步青云。

明太祖洪武四年（131年），大明首席开国元勋一太师、韩国公、中左丞相李善长退休。但贪权恋栈的李善长是典型的退而不休，他退休前极力举荐胡惟庸出任中右丞。右丞是右丞相的副职，是中省的次级领导。李善长也一直利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从人际关系层面干预朝政，与胡惟庸形成前后台配合。洪武五年，徐达率军北征蒙古，不料兵败，伤亡数万。虽然明太祖念其功高，未加责罚，但徐达本人坚决辞去了中左丞相之职，留在北平专心治军。不过中右丞相汪广洋资历较浅，再加上李善长极力反对，未能递补为左丞相，仅以右丞相身份主持工作。而李善长、胡惟庸暗中勾结，挑起汪广洋和中左丞杨宪（浙东人士）的斗争，两败俱伤，最后杨宪被杀，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政（副省长），胡惟庸则顺利晋为右丞相，虽然暂未官至左相，但实为独相。洪武十年（13年）七月，胡惟庸终于正名为左丞相，但明太祖又召回了汪广洋重为右丞相，想对他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不过此时的汪广洋己经对官场心灰意冷，重回中省却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所以，从洪武五年至十三年，实质上一直是胡惟庸独秉中，并且始终得到李善长的幕后支持，炙手可热。

在这漫长的专权过程中，胡惟庸少不了官场上的阴谋诡计，他最常用的手法正是以小利诱人，召集一帮心怀不轨的贪官污吏聚拢在自己身边，形成团伙势力，对忠臣良将进行打击倾乳，从而实现团伙利益。尤其是一些为明朝的建立立过战功，但明朝建立后不适应法治的武夫，他们在因不守法纪而受朝廷责罚后，不认为是正当的法纪惩处，却认为是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惧而向胡惟庸求助，所谓求助的方式无非就是贿赂金帛骏马、奇珍异宝。胡惟庸大肆收受，并将他们都引为朋党。

其实这类人中不乏真正的开国功勋，比如吉安侯陆仲亨，明朝建立前曾任朱元璋麾下左翼统军元帅，攻克过太平（今安徽当涂）、集庆（即南京）等重镇，并且是最终战胜陈友谅的主要将领。明朝建立后有一次陆仲亨从陕西回南京，擅自使用了沿途驿站的车马。驿站是明朝的公共运输体系，陆仲亨本身有朝廷配给的官车，但他可能嫌不够舒服，想坐四匹马拉的大车，便从驿站中取了货车改装成座车，并用驿站的马拉着跑。明太祖知道后大怒，痛斥他：“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民买马何其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罚他到代县去当警长，追捕盗贼。另一个类似的是平凉侯费聚，明朝建立前曾率军攻打张士诚、方国珍，并攻克西安，明朝建立后又率军平定大理，战功犹在陆仲亨之上。但明朝建立后费聚便生活奢靡，遭到明太祖责骂。这些人一旦遭到皇帝的责骂，便认为自己失去了宠信，并且见识了皇帝亲斩胡三舍的果决，惶惶不安，很容易聚在胡惟庸身边。胡惟庸首先收受他们的贿赂，再故意让他们去干一些不法之事，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成为自己的附庸。这些人在军中又极具人脉，为胡惟庸广植羽翼，甚至组织私人武装，渐渐有了不轨之心。

另外一个权力部门御史台也很重要。御史台是纠察百官，向皇帝和舆论揭发官吏不法行径的部门。作为权臣，如果频频遭到御史们的攻击也是很麻烦的事儿。胡惟庸培植的头号亲信正是御史大夫陈宁，陈宁在明朝建立前一度表现得非常正直，朱元璋攻灭张士诚后，陈宁出任广德知府，代为当地人民请愿，免除租税。当时军费异常紧张，朱元璋不肯。陈宁便亲自上奏：“民间饥荒到了这种程度，还要征税不己，这种做法与张士诚压迫人民无异，下场也会一样！”朱元璋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明朝建立后陈宁一改之前的做派。洪武三年（130年），陈宁出任苏州知府，追索赋税异常苛刻，甚至经常用烙铁烧人，人赠外号“陈烙铁”。朱元璋得知此番情形，脑中不由得浮现出当年他家人被元朝基层官吏追索压榨的惨痛回忆。别说，陈宁在参加义军之前还真就当过元朝的小吏，这难道是他忍耐许久的本性再次发作了？其子陈孟麟劝父亲不要如此凶残，竟被陈宁活活打死！明太祖得知后更加厌恶陈宁此人，但胡惟庸却觉得此等酷吏正是他急需的“人才”，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御史台的秘长），并很快提拔为左御史大夫（御史台一把手）。有了陈宁把守御史台，胡惟庸可以做到想打击谁就打击谁，而谁要打击他，陈宁则会在御史台把弹劾的奏章压下。

至此，胡惟庸完成了中、军队、御史等各大方面的布局，愈发跋扈。对于仍不肯阿附于己的正直官吏，胡惟庸则打击倾乳。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大明第一届状元，并且参修过《大明日历》，是一位杰出的天学家。吴伯宗不愿阿附胡惟庸，胡惟庸便怀恨在心，指示爪牙诬陷吴伯宗，将其贬到凤阳。但吴伯宗没有被吓到，继续上，论胡惟庸“专恣不法，久之必为国患。”胡惟庸更加怀恨在心，多次构陷吴伯宗。所以吴伯宗尽管才华横溢，并且深得明太祖欣赏，却多次起复，又多次被贬，最终死于翰林检讨（从七品）任上。若说吴伯宗还只是个弱生，徐达却是大明第一战神，为了专权，胡惟庸甚至敢于向他伸出黑手！徐达在北平听闻胡惟庸的种种行径，非常厌恶，但也并未与他挑起战端，只是在与明太祖见面时偶尔提及此人奸恶。胡惟庸得知后怀恨在心，但他无法在台面上与徐达相争，于是企图收买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谋害徐达！虽然此事未能成功，但可见胡惟庸己经阴险凶残并且跋扈到了何种程度！洪武八年（135年），刘基偶感风寒，明太祖特命左丞相胡惟庸带御医前往诊治，以示恩宠。结果胡惟庸却趁机下毒，毒死了被明太祖誉为“小诸葛”，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功劳极高，更在民间享有盛誉的刘基。胡惟庸一个明朝建立后才靠投机钻营幸进的丞相，居然敢连续向徐达和刘伯温伸出黑手，可见权欲熏心，己非人理可度！

不过明太祖也开始察觉到了胡惟庸的种种行径，尤其是己经纠集起了一个贪腐集团，渐渐生了收拾他的念头。胡惟庸也渐渐察觉到皇帝准备收拾他，双方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胡惟庸不但私养死士，勾结诸多将领，还与蒙古、倭寇勾结，准备起事。洪武十二年（139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南部）来朝贡，胡惟庸接待后却不禀报皇帝。明太祖大怒，胡惟庸与礼部互相推诿责任，明太祖更加愤怒，下令彻查，结果中省、礼部的很多官员都因此下狱，右丞相汪广洋甚至被赐死。汪广洋死后一些贪腐行径又暴露出来，明太祖继续追查，到后来事情越闹越大，六部都有官员被牵连进来。案子一直拖到第二年正月，胡惟庸的亲信御史中丞涂节在接受调查时，供认了胡惟庸和陈宁有谋反行径。明太祖查实后尽诛胡惟庸、陈宁、涂节等人。

胡惟庸虽死，但他的党羽还很庞大，朝廷继续追查余党，历时多年不止，其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是李善长。胡惟庸死后名义上己经退休的李善长还在上下其手，销毁线索，庇佑胡惟庸的余党（因为他们本就是一党）。当初，胡惟庸和北元大臣封绩勾结谋反，但封绩早己逃至漠北，线索断了。意外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征虏大将军蓝玉率十五万大军北伐，在著名的捕鱼儿海战役中俘获了整个北元小朝廷，其中就包括封绩。但李善长居然将封绩隐匿起来不报告皇帝。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才终于得知封绩早己被俘，却一直为李善长所匿，顿时勃然大怒，将李善长诛族。时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最后一位涉案高官一靖宁侯叶升被杀，明初四大案之首的胡惟庸案己历经十二年，总算了结。十二年间，被杀的共有公爵一名（李善长），侯爵至少九名（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丁玉），伯爵以下勋臣、丞相、平章、尚、侍郎等官更不可胜数，《明史》称牵连被杀者略计有三万（包含被诛族的家属，但此数有严重夸大）事实上，此案甚至可以牵扯到20年后。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年），李善长十世孙李世选奏称家中藏有明太祖诏，许诺李善长后代隔九世后可恢复爵位。明思宗（朱由检）遣首相韩煻等调查后发现此为伪诏，将李世选处死。真是仇隔九世必报，好不容易当了漏网之鱼，何必又要送死？

后世很多人不认可胡惟庸案是一场铁腕治贪的反腐行动，而将其归结于政治斗争，当然也不无道理，因为胡惟庸的党羽多是以谋反就戮，贪腐行为偶有闪现，但比起谋反而言似乎不算多大事儿。但恰如前所说，在明太祖眼里恐怕就不是这样看，胡三舍只贪污了一丁点儿军粮就被他亲手处斩，这些人的轻微贪腐行为就更不能得到容忍。至于他们后来结党谋反，其实也是害怕因贪腐而遭重罚，才孤注一掷。如果换成一个对贪腐略为宽容的皇帝，或许就走不到这一步，而是将贪腐行为缓缓展开，渐渐侵入国家的肌体之中了。

真正重要的是，正在准备着享用花花江山的广大贪官污吏们这下搞清楚了——朱元璋这人并非只在打天下的时候狠，坐天下更狠！尤其是对他们这种贪官污吏最最最狠！

1.3空印案

这事儿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小吏偷奸耍滑，甚至很多人认为是交通、通讯条件所限的折衷办法，但在明太祖眼里又岂能容下？账目这玩意儿，是多少就多少，如果有什么不符，那就应该说明不符的原因，而不是去把它改得来“符合”。这账目改了不就是做假账么？做假账难道不该法办么？更重要的是，户部明明知道各地这样做假账，却给予了长期默许，这不是中央地方官僚合伙坑蒙朝廷么？而且财政年度结算可以这样作假，那什么账不能这样作假？

明太祖很生气，下令彻查。其实这也很好查，首先，汉字的“一”、“二”、“三”等数字很容易添笔，但添的笔画也不难辨认，但凡有添笔的都是改了账目；其次，印章用红色印泥，账目用黑色墨水。如果是先写好再盖章，那红泥就应该在黑墨之上，反之则会有墨水写在印泥上方的情况，这种就可以判断属于“空印”行为。空印案也为后世立了两个新规：首先，账目不能用“一”、“二”、“三”这样的所谓小写数字，更不能用阿拉伯数字，而要用“壹”、“贰”、“叁”这样的所谓大写数字；其次，盖章必须“朱在墨上”，即红色印泥必须盖在黑色墨水上方，以证明是写好了字之后才盖的章。这两个制度一直沿用到现代，仍是财务和公制度最基本的原则，充分说明是非常正确的规则。

明太祖洪武九年（136年），明廷大索空印案，其实结果很简单——全国所有布政司都存在空印行为，全部有罪。朝廷判决户部主要官员和每个布政司、府、州、县掌管财政印章的人一律死刑，副官杖责一百，流放充军。此案被杀的官吏据称亦以万计，可以说将整个财政系统杀戮殆尽。客观地说，这己经动摇国本。尤其是在明朝建立九年，以经济建设为重的时代，这样无差别扫射财经系统，是非常可怕也难以理解的事。时任湖广按察使佥事（主管司法的助理官员）郑士利上为空印案求情：“管账的官吏们不容易，从省府去户部六七千里，往返奔波根本不现实，先印后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这样做了很久了，何足深罪？何况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承袭这种做法，不知这是犯罪。朝廷求贤士来当官，得之甚难。当到知府、知州，都是几十年的成就，岂能视作草芥？陛下怎能用不足为罪的罪名，坏了这么多足用之才？臣窃为陛下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