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裂痕：慢性病的花样病灶002 (第1/2页)

陆炳的太保兼少傅和陶仲的身兼三孤一样，都是既不合官制又不合常理。按理说三公、三孤都是一个序列的官职，如果一个人是少傅，晋升为太保后就不再是少傅了，就像你现在是一年级，升学到二年级就不再是一年级学生了。明世宗别出心裁地搞了个一人兼三孤，继而又搞出三公兼三孤，相当于一个人同时是一、二、三年级学生，甚至同时是中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学生，这简直是在侮辱所有正常人类的智商。然而这就和“大礼议”一样，他就是故意这样搞，不断触碰官的底线，试探自己做这些明显不合规甚至不合逻辑的事能不能做成。人事工作不是科技工作，不能随意自由地刻意创新，因为所谓创新往往意味着逾制，逾制就暗藏着腐败寻租的空间。明世宗不断拓展这种空间，看似每一次动作都不大，但连续不断，为明朝慢慢走向全面腐败奠定了基础。

至于陆炳个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世宗朝头号宠臣，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身份多做些事。陆炳非常重视所谓人际关系，大肆结交有利用价值的高官，宰相夏言、严嵩，咸宁侯仇鸾，京山侯、驸马都尉崔元等都在他的结交网络之中。所谓结交的方式无非就是互相贿赂，互相包庇。明世宗屡兴大狱，戕害了不少大臣，陆炳能救的便救一救，结了不少善缘。《明史》称陆炳“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后世也有不少人称赞他是个好人。但这些说法是相当不客观的，陆炳这种人怎么可能不构陷人？他救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笼络关系，而不是维持正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也确实救过一些人，但只要他救的人不与他沆瀣一气，他立即翻脸，这其中尤为典型的就是他与夏言、仇鸾的相爱相杀。

本来陆炳和夏言相交甚欢，陆炳曾在诏狱中拷打死了一个兵马指挥使（正三品武将，京师的五个卫戍队长之一，堪称要职），遭到御史纠劾，夏言在内阁帮陆炳把这些纠劾都挡了下来。但夏言这种人毕竟是有底线的，不会一味纵容贪赃不法。有一次，御史弹劾陆炳大量不法行径，事实非常清楚，夏言不再包庇，拟诏逮捕陆炳调查。诏需要呈送皇帝签字盖章才能生效。明世宗接到这道草诏也是大吃一惊，连忙私下告诉陆炳，让他赶紧去求夏言铙恕。陆炳非常窘迫，向夏言进献了三千两巨款，但夏言坚辞不收。陆炳又长跪不起，哭诉自己的罪状，表示诚心悔改。夏言这种人往往就是吃软不吃硬，被锦衣卫头子的表演感化了，收回了草诏。从此陆炳深恨夏言，与严嵩、仇鸾勾结，通过构陷曾铣一案，将夏言冤杀。按说这样一来陆炳和严嵩、仇鸾就成了一伙，但陆炳留了个心眼，利用自己的锦衣卫资源，重金结交仇鸾身边的人，探得他不少阴私。后来严嵩、仇鸾争宠，陆炳决定站严嵩一队，趁仇鸾病重时揭发了他诸多不法行径，明世宗大惊，收回仇鸾的敕印，仇鸾忧病交加而死。人都死了陆炳还不罢手，指出锦衣卫掌握了仇鸾“通虏纳贿”的罪证，朝廷诏陆炳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定仇鸾谋反大罪，开棺戮尸。可见陆炳是个异常凶险阴毒的人，根本不是某些人传说的老好人。陆炳对仇鸾这样曾经沆瀣一气的大奸臣尚且如此，对待正直得罪过他的直臣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捞起钱来当然也是贪残暴虐，超乎人伦。陆炳捞钱远远突破了寻常贪官的底线，不仅仅是吃拿卡要，更不惜常兴大狱，啃噬别人的血肉，其嗜血凶残，更甚寻常贪官百倍。

嘉靖三十六年（155年），陆炳弹劾司礼监宦官李彬盗窃工所的物料，模拟皇陵的规制营造坟墓，朝廷判处死刑抄家。陆炳率锦衣卫抄家，抄得白银四十余万两，金珠珍宝无数。这个“无数”大多都落入了陆炳的腰包。对待司礼监（理论上还是锦衣卫的上峰）的公公尚且如此，陆炳又如何对待民脂民膏？史载陆炳专门网罗大奸大恶的酷吏为爪牙，利用锦衣卫的资源详探富户的财产状况，然后以小过失收捕，抄家抄得干干净净。凭这招陆炳就捞了几百万两，修了十几所别墅，庄园遍布四方。应该说，之前厂卫主要监察官员，很少涉及民间，汪直设立西厂刺探到了民间就引起极大反触，可见人们很反感厂卫的刺探范围无限扩张。现在陆炳这种搞法己经不是在民间刺探情报的问题，而是滥用国家暴力机器在民间掠财了！锦衣卫的形象崩坍也正是发生在东方胡佛这个所谓的传奇时代。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50岁的陆炳去世，赠忠诚伯，儿子陆绎授锦衣卫指挥佥事。明穆宗（朱载屋，年号隆庆）登基不久，很多御史追论陆炳的劣迹，朝廷经调查后确定了陆炳的罪行，抄没其家，夺除其子陆绎及其弟太常少卿陆炜的官职。经审理，陆炳坐赃数十万，要求陆绎等偿还。陆绎还了好几年都没还清，直到明神宗万历三年（155年），陆家实在没钱还了，上章请求免除。首相张居正重启对陆炳的调查，结论是陆炳当年救驾有功，而且不是谋逆大罪，不应该抄没全家。更重要的是按当时法律，抄没和追赃是不应该并存的，因为抄没即表示在法律意义上己经夺尽了罪犯的资产，结清了犯罪所得，不应再追赃，这其实是一个误判，所以总算停止了对陆家的追赃。陆炳一生玩弄权柄，经常利用锦衣卫资源行诸不法，以冤狱贪掠他人财产，最终死后却得一个严重误判，让家人额外受了许多年的苦，也算是报应不爽。

世宗一朝宦官贪腐得到抑制，但词臣、道士、锦衣卫的贪腐行径却更加滋长，而且花样百出，很多时候是明世宗别出心裁，故意搞出来的妖异行为。这些花样本意是和官们斗气，但无一不会被那些贪婪的人们抓住机会，演变为现实的贪腐行径，渲染出一幅仙风道骨的腐败画图。

6.严嵩父子的贪腐**

说到贪官奸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人物，汉有梁冀，唐有杨国忠，宋有秦桧，清有和珅，那明朝有谁能与他们比肩？显然就是严嵩了。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严嵩登仕之初正值刘瑾擅权，不过他本人却因为得了一场大病而回家休养。病休期间，严嵩在家乡的钤山读，十年间发表了大量著作，颇受好评，这些作品后来

大多收入了他的《钤山堂集》。刘瑾覆灭后，严嵩才结束病假，回朝任职。他既躲过了刘瑾擅权的黑暗冲击，又不忘通过大量著述积累了清誉，非常精明。

复职后严嵩先后在袁州府（今江西宜春）、两京翰林院供职，和夏言一样，严嵩也没有积极参与“大礼议”厮杀，而是潜心著，一边累积名一边等待机会。夏言和严嵩还是江西老乡，这样自然就更容易引为知己。夏言平步青云，也一直不忘提携严嵩。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不久迁吏部左侍郎，又迁南京礼部尚、南京吏部尚。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动议重修《宋史》，内阁建议由严嵩加礼部尚兼翰林学士，主管此事。不久，实任礼部尚的夏言入阁，力荐严嵩接任，严嵩正式接管礼部事。明世宗对别的政事兴趣不大，就喜欢折腾礼制，而且他跟大臣们不亲近，连阁臣都难见面，唯独礼部官员经常传召左右。严嵩也非常勤勉，当时他在北京还没有来得及营造府邸，暂住在城西四里，有时皇帝一天要召见他两三次，他来不及备车，就单骑驰入大内，深夜方归。这样严嵩就成了明世宗的外朝第一宠臣，不过他也被明世宗教训了一次。

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意图将兴献帝（即明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灵位奉入宗庙，称明睿宗。此事算是“大礼议”的最后一波小**，大量朝臣反对。严嵩作为礼部尚，当然也表示反对这样明显违礼的做法。明世宗很不高兴，发表了一篇《明堂或问》，指责朝臣们背伦妄上。严嵩大惊，连忙改弦更张，站到明世宗一边，尽心操办，将明睿宗神主奉入宗庙。礼成后，明世宗赐予金币，专门褒奖了严嵩。严嵩的价值观开始发生严重的嬗变，按照他原本接受的教育，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坚守的，尤其是皇帝要违背时更需要他们这些官挺身而出，捍卫正义，现在却发现原来帮着皇帝干这些事儿才能名利双收，从此下定决心走上佞幸之路。明世宗又搞些道教的册封仪式，给自己和一些道士加封帝君、高士、真人等尊号，严嵩一律照办，还尽心策划，发表一些章呼应。明世宗非常高兴，为严嵩加太子太保，在某些场合赐严嵩与宰相同列。

严嵩也变得越发骄纵，大肆收受贿赂敛财，甚至藩王到京师来领取俸禄，严嵩都要他们必须先贿赂自己才能领到钱。御史言官交相弹劾严嵩，将其称为当朝头号巨贪。严嵩不慌不忙，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皇帝，说这些事情都是皇帝要干，不是自己收了贿赂才干的。皇帝躲在西苑修仙，成天见不着人，大家到哪儿去证实？于是严嵩的罪行都畅行无阻。

严嵩在礼部尚位置上干得这么好，下一步当然就是要考虑入阁的大业了。不过当时明世宗基本不与官们见面，要那么多阁臣也没用，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三员阁臣（按编制应该有七员），而且都年富力强，看样子短期内都不会退休，严嵩只能考虑让其中一位落马，自己才好顶上。他的选择是一路引领了自己仕途的夏言。严嵩选择做掉夏言也是有理由的，夏言虽以青词得宠，但做人还是很有底线，有时候表现得很硬气，搞得明世宗且喜且怒，一生被三次革职又三次起复，就是这样起起复复的人才满身都是机会。

首先，严嵩要在青词这项业务上盖过夏言。其实严嵩的青词手艺是不如夏言的，但他偏偏生了一个儿子严世蕃，堪称当世第一高手。严世蕃没有参加科举，把别人读正经的时间都拿来苦练青词，后来就当了他爹的枪手，助严嵩深得明世宗喜爱。

其次，严嵩要在侍奉皇帝方面盖过夏言，这正是夏言的弱项。有一次明世宗亲手做了五个沉水香叶冠，赐给五位近臣。夏言很硬气地说自己是朝廷命官，不能戴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明世宗大怒。严嵩却不但恭谨地收下，还做了一层轻纱将其笼罩起来以示珍爱，每次到西苑觐见时都戴上，明世宗见了喜不自胜。当然，这件小事只是两人侍奉明世宗的一个注脚，他们在日常琐碎中常常都是如此表现，一点一滴地触碰着明世宗心中的天枰。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正直官和贪官奸臣斗争时经常遇到的情况，贪官奸臣非常注重这些细节，以此邀宠，正直的清官却往往疏于此节，最终攻守易势。

嘉靖二十一年（152年），夏言第一次被革职，严嵩则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渊阁，同时仍兼掌礼部事。明朝官制，内阁大学士一般都以尚或都御史作为本官入阁，但实际在渊阁当值，不掌管部事，但偶尔可以特别诏明“仍掌部事”便可兼任。不过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中，不同层级的领导是不能兼任的，因为公共权力体系将行政事务划分成高、中、低层，本意就是权力制衡，比如要进行一项礼制方面的工作，应该走:礼部报送方案一内阁审核一皇帝批红一内阁下发一礼部执行这个行政权力链条，每个环节都有制约权衡。比如礼部拟定了一个方案，但内阁不同意，自然就不能这样办。但反过来内阁有什么想法，但礼部不这样上报方案，内阁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思想。如果分管礼部的内阁大学士和礼部尚是同一人，这个设计就被攻破了，这位大学士兼尚可以自己拟定一个方案，报给自己批准，再发给自己执行。所以这种情况是极不符合政治传统的，不用说，这当然又是明世宗搞的小动作，目的是方便严嵩帮助自己折腾礼制。之后，大学士兼某部尚的情况也屡屡出现，优良的政治传统正是遭到明世宗这类人的严重破坏。

这样一来，严嵩的工作量也很大，但他毫不叫苦，62岁的严嵩“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明世宗更加欣赏，加太子太傅。夏言虽被挤走，但还有一位阁员翟銮排在严嵩前面，严嵩如芒在背，抓住翟銮的过失猛攻，将其逼走，自己成为首辅。连续挤走夏言、翟銮后，还需要再找两个人来帮衬一下，毕竟严嵩还是不好意思独相。吏部尚许赞、礼部尚张璧递补入阁。结果明世宗的真正朝廷在西苑，不在渊阁，许赞、张璧来了才知道自己成为架空宰相。许赞哀叹道：“为何要夺掉我吏部尚这么好的位置，让我在这儿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做事？”严嵩听到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请明世宗让成国公朱希忠（靖难功臣朱能后裔）、京山侯崔元（永康大长公主驸马）、许赞、张璧一起入西苑当值，也给他们分点事做。结果明世宗不同意，但觉得严嵩不揽权，是个大忠臣，更加喜欢，擢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谨身殿大学士。

夏言虽被逐，但又多次起复，回来的夏言肯定要把严嵩当做敌人来看待了。严嵩贪赃无度，其子严世蕃更是罪恶滔天，夏言很容易找到足以置他们父子于死地的证据，准备发起弹劾。严嵩父子大惧，跑到夏言面前长跪痛哭。和面对陆炳的跪泣一样，夏言又心软了。结果两位跪友就结成同盟，再加上被曾铣弹劾过的甘肃总兵仇鸾，三人团一击致命，取了夏言、曾铣的性命。由于夏言以斗倒大奸臣张璁著称，所以在历史上被定性为良臣，那严嵩弄死了这么大的良臣，他当然就是大大的奸臣。曾铣收复国土，又是史上伟大的军事学家，严嵩为了政治斗争冤杀曾铣，跟秦桧杀岳飞的情节相比不遑多让，这也成为他一个不可抹杀的大罪状。就凭这些，己经基本能够确保严嵩可以望秦桧之项背，不过还得再加上他拜相之后的极度贪腐行径，才方便更愉快地跟和珅称兄道弟。

严嵩在嘉靖二十一年（152年）入阁，年己62岁，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82岁罢免，前后20年，其中嘉靖二十七年（158年）起为首相，共1年。严嵩毕竟年事己高，精力不逮，他的贪腐体系主要是靠儿子严世蕃和赵华、鄢懋卿这两位哼哈二将支撑。

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阔，声如洪钟，严世蕃却长得又矮又胖，还瞎了一只眼睛。其实很多人认为严嵩到后来就是老糊涂了，也没干啥坏事，坏事都是严世蕃扯起他的虎皮做大旗，运营严氏集团时干的。根据明制，严嵩这样的大臣如果子女不能通过科考，每家有一定名额可以入读国子监、太学，取得低级别学历以便出任低级员，相当于是给高级官员的一种福利。严世蕃从小定位明确，就没打算过要去参加科举，所以直接以父荫入读国子监，主要精力不攻教材，而是勤练青词，达到了比夏言还高的水平，助其父邀宠。

按理说严世蕃不是进士，只是国子生，这种出身不能获得清流高官，只能在尚宝司、中科之类的地方当当低级员，上百年的传统皆是如此。但明世宗就是一个破坏传统的人，严世蕃由国子生登仕，初在尚宝司（负责收捡皇帝符玺的部门），后进太常卿，继而进工部左侍郎。客观地说，严世蕃智商颇高，尤其晓畅时政，比呆子们精明得多。严世蕃曾论天下才子，唯有陆炳、杨博和自己三人。杨博好歹是个进士，陆炳和严世蕃则完全是凭借家庭

背景窃据高位，有几分小聪明，但无法在公正客观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所以也无法在清流体系中有太高的成就。可见，正规的考试体系才是手底下见真章，孰高孰低有客观标准，再能吹考不上也只是吹。但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任由严世蕃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贵公子互相吹捧，他们真的会成为最有才华的最高层。

严嵩年老头昏，而且整天都在西苑陪着明世宗修仙，很难有机会去渊阁理政，政事一应委任给儿子，严世蕃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很多时候严嵩在西苑不能处理的事情也拿回家给严世蕃处理。有时明世宗对内阁的奏疏不满意，严嵩、徐阶、吕卒等一应宰相高才都无法明知圣意，结果拿回家给严世蕃一改就通过了，确实是个非常善于揣摩上意的精明人。当然，严世蕃区区一个侍郎，也不至于公开在渊阁办公，而是让官员们把件拿到家来处理，一时间满朝武都奔走在严世蕃的私宅，这其中也不乏许多权力掮客。严世蕃深谙古今中外的官场险恶之道，他处理政事完全不依宰相们的传统风格。之前虽也出过一些焦芳、张璁这样所谓的奸相，但好歹是进士出身，还是有底线，现在大权落入一个不读圣贤诗，专攻官场厚黑学的富家公子手中，场面可想而知。裕王朱载屋（即后来的明穆宗）连续三年没有领到俸禄，最后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给严世蕃，严世蕃才通知严嵩传令户部补发岁禄。严世蕃得意地说：“连皇帝的儿子都要给我送钱，你们谁还想不送钱就办成事？”

严世蕃在京师营造了一座宏大的府第，内有数十亩湖面，罗列了大量珍禽异兽、奇花贵树，每天簇拥大量宾客在其中纵情欢饮，有点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感觉。来办事的人都要先进献奇珍异宝，然后喝酒，喝高兴了严公子才给你办。严世蕃信奉的为官之道就是“酒品见人品”，因为喝酒伤身，如果愿意为严公子伤身，伤得越厉害就越有诚意，严公子才给你办事。即便是朝廷重臣或是严嵩派来的近僚，喝酒这一关都是必须要过的，因为这代表着你对严公子的诚意。越是重臣或是亲近的人，严公子越要“虐之酒，不困不已。（暴虐地灌酒，不灌倒不罢休。）”中国传统的酒化其实非常儒雅，劝酒被视为不礼貌的粗鲁行为，高层交际尤忌醉后出现劝酒行为，而官场灌酒的恶习正始于严世蕃。

由于办理日常事务都需要献宝，严嵩父子的品味又很高，大臣们不得不卯足了劲搜刮。搜刮的方式无外乎向富人索取，再在商业上向他们输送利益。有时急迫起来，也会有人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构罪抄没富人的家产，直接将珍宝夺来献给严府。有时严府也会透露消息，说看上哪款宝贝，谁去搞来就巴结上了我们严府。比如有一次严府的门客汤臣打听到武宗朝宰相王鏊收藏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堪称传世丹青第一名画，汤臣非常想搞到手让主子高兴高兴。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伃与汤臣交好，汤臣让他想办法搞来，王伃只好凑了很多钱去向王鏊的家人求购，但王府不肯出让，王伃也不敢强夺于宰相之家（也有一些资料称《清明上河图》本在王伃家，他舍不得让，便托辞在王鏊家），最后只好找了个临摹高手黄彪临摹了一幅赝品送到严府。严府得到《清明上河图》，当然视为至宝，经常在重要场合当做镇宅之宝拿出来炫耀，不料最终还是被汤臣鉴定出来是赝品。颜氏父子大怒，以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入侵，攻破了王伃的防区为由（其实只是游牧民族常见的掠过），冤杀了己升任右都御史的王伃。王伃的儿子是明中后期著名学家王世贞，有一些研究认为王世贞实为《金瓶梅》作者。严世蕃字东楼，小名庆儿，东楼的反义词是西门，所以王世贞写西门庆这个大**贼正是暗讽严世蕃，以报杀父之仇。尽管这个考证论据很纤弱，但严世蕃的荒**程度较之小说中的西门庆倒真是不遑多让。

6.5留作忠魂补

贪腐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贪官都要打造一个庞大的贪腐体系，体系越完善，贪得的利润就越大。严嵩自身是正儿八经的官，他打造的贪腐体系比阉党、武夫都要完善得多。除了严世蕃这个亲儿子，严嵩还有赵华、鄢懋卿两位义子号称哼哈二将，由此派生出一个庞大的贪腐体系。

赵华是嘉靖八年（1529年）乙丑科进士，严嵩当国子监祭酒时，赵华正好在他门下学习过，当时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赵华考中进士，初授刑部主事，结果任期考察不合格，贬为东平州（今山东东平）同知。仕途受挫的赵华深感自己才华拙劣，需要抱上权贵的大腿才有机会升迁，于是找到少时的老师严嵩，百般谄媚，甚至认作干爹。严嵩也需要自己人，于是将赵华安插在通政司。通政司是明朝的公传递渠道，所有正式公都必须通过通政司上传下达，否则就是私人信。比如皇帝如果不通过通政司发，就只能叫“中旨”而不是御诏。赵华就任右通政使，看到对严嵩不利的件他当然也无权扣压，但至少可以赶紧告诉严嵩，预作准备，也算是为严嵩立了不少功。

然而赵华心很大，上了通政使这个平台就想自己去结交明世宗，抛开严嵩。赵华勾搭上明世宗宠幸道士王金，通过他向皇帝进献百华仙酒。明世宗当然也不是你灌汤灌水都来者不拒，要先证明了这酒确实好才会尝。赵华诈称他老师严嵩就是喝了这种酒所以老当益壮，于是明世宗喝了，觉得确实不错，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严嵩。严嵩大惊：“赵华怎么能这样做！于是婉转地回答明世宗：“臣生平不用这些药饵，虚度犬马之寿确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明世宗见赵华骗自己，多少还是有点不高兴，虽未指责但也没有赏赐。严嵩则把赵华叫到渊阁痛斥，骂他为什么不先告诉自己？赵华无言以对，只好长跪痛哭，久久不敢起身。另两位阁臣徐阶、吕卒见了实在不忍心，劝赵华起身离去。第二天上班，九卿进谒内阁，赵华作为通政使亦在列。严嵩却仍有气，让小吏把赵华拖出去。赵华终于明白过来，在这种佞幸的体系中，人与人之间订立人身契约，谁是谁的主子，谁是谁的奴才是有规矩的，绕开自己的主子去巴结别的主子（哪怕是皇帝）那是大忌。此时的赵华只能走夫人路线，给严嵩的夫人送了一大笔钱。严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藏在严嵩家的别室，待严嵩酒酣耳热，严夫人为赵华辩解，这时隔壁老赵趁机出来跪拜，终于赢得了严嵩的谅解，重新收为家奴。事实上，严嵩本也没打算真的驱逐赵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折辱他其实恰恰是在磨练他，同时向所有人宣示：我在教训自己的家奴。现在训得够了，赵华也没退路了，自然就可以收回了。在一个理论上人身平等的公民社会，贪官奸臣打造人身依附关系，往往就是用这些伎俩。

重归帐下的赵华不再东想西想，专心为干爹捞钱。严嵩安排他出任工部右侍郎，是个大肥缺，这时恰巧又遇到一件大事——东南倭寇作乱。明中后期东南海路贸易的额度逐渐超过了西北陆路，倭乱也就成为比北方马匪更严重的问题，朝廷花了不少钱来镇抚。赵华进献七条平倭策，兵部尚聂豹表示其中五条可行，但预征三年田赋、遣重臣督师两条不可。严嵩、赵华合力猛攻聂豹，说他忤旨，将其免职。最终，朝廷诏以南京兵部尚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前往东南沿海一带剿倭。严嵩安排赵华以祭海神的名义同往，实际上是他派往前线的监军，从此赵华开始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军旅生涯。

一到前线，赵华就向张经索要二万两贿赂。张经一来是个正经人，二来觉得自己明明比赵华官大，凭什么要向他行贿，于是拒绝了。而且张经把赵华当做下属对待，忽略了他是严嵩干儿子这层关系。在策划作战时，赵华多次发表意见，都很外行，张经均不予采纳。赵华恨得咬牙切齿，写了一封奏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谁知战场瞬息万变，赵华的奏疏刚发出去，张经却通过一场雷霆突袭，重创倭寇，斩首1980级，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摧毁了由中国、日本、朝鲜、葡萄牙等多国海盗结盟组成的大型联合舰队，取得了剿倭史上最著名的王江泾大捷（王江泾镇在今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交界处，今属浙江嘉兴）。这下赵华慌了，不过张经看不起赵华，有人看得起。浙江道巡按御史胡宗宪觉得这是个搭上严嵩这条线的好机会，表示愿意与赵华合作，联名上疏谎称王江泾大捷是他们俩的功劳，顺便坐实之前赵华弹劾张经的罪责。严嵩也在朝中积极配合，结果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宪、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位功臣居然被判处了死刑！

赵华推荐胡宗宪接任浙江巡抚，胡宗宪从此对赵华披肝沥胆，只要有人立功，胡宗宪都想办法归功于赵华，而赵华、胡宗宪自己打的败仗就想办法栽倒别人头上。前后几任总督周琉、杨宜、曹邦辅都被他们构陷罢官甚至获罪，人们终于明白过来，赵华己在东海军中一手遮天，所谓战胜之功、败军之罪不在于你的实际战绩，只在于他怎么给你上报！于是武将吏纷纷向赵华行贿，颠倒功罪，军纪**然无存。所谓“倭寇”并不真的都是日本国（倭奴国）人，其实大多是中国老板，只是日本恰逢战国乱世，很多武士失去了家主，成为浪人，不得不加入海盗集团谋生，所以日本人略多，明朝便将其宣传成“倭寇”而己。犹如长城边镇和蒙古人多少有些交道，海军、海防和倭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更复杂了，赵华这样一搞，有些人大喜过望，一边勾结着倭寇打劫捞实惠，一边还让赵华为自己向朝廷报功，名利双收！东南本是富庶之地，这下却陷入涂炭，关键是自己的政府官员不但不保护人民，反而如此嚣张地与海盗勾结，不但在海上抢船，甚至大张旗鼓地上岸抢人，这样还能升官发财。大明王朝的政府信用直似长江奔海，东流不回。

不过胡宗宪这人情况稍微有点复杂，他削减了脑袋挤进严嵩体系不假，但在历史上名声却未必很差，甚至很多时候不被视为严党。因为胡宗宪贪归贪，毕竟还是做了不少实事，他大力提拔的俞大猷、戚继光在后期剿倭战斗中表现出色，成为一代名将。尤其是戚继光，南剿倭寇，北拒鞑靼，在军事理论上也被视为古典军事向近现代军事学转变的标志性学术大家，被誉为民族英雄。胡宗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多人所谓的“贪官能吏”一方面贪了，一方面又很能干，立了不少功。当时王直、徐海、陈东等几股世界上最著名的海盗势力（倭寇）盘踞东亚、东南亚海域，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造成极大危害。其中，王直、徐海都是内陆城市安徽徽州歙县人士，却成为威震四海的海贼王。王直以日本为基地，徐海以越南为基地，当地政府都唯其马首是瞻，甚至至今都还是当地戏曲艺作品中的传奇人物，可见一时风光无限。胡宗宪带领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精心策划，奋勇作战，用不同的策略将这些海盗集团次第剿灭，极大维护了世界海上贸易秩序，不可不谓一世伟业。戚继光有一首著名的《韬钤深处》：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更是表现出民族英雄公而忘私的浩然正气，与严党贪官截然不同。其实俞大猷、戚继光和严党的关系很微妙，不能简单地划为严嵩“一条线”俞大猷在曾铣的理论基础上，发明了一种车营战法，用装甲重车装载重炮，掩护火枪兵推进，实际上是后世坦克装甲步兵战术的萌芽，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轻骑非常有效。俞大猷刚发表了这个发明，还没来得及训练，却因为胡宗宪一次指挥失误，放走数千倭寇，被御史弹劾，胡宗宪将罪责栽倒俞大猷头上，被构陷下狱。这时俺答汗入侵甚急，大同巡抚李进坚持称必须俞大猷来训练车营才能镇抚，严世蕃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就是不放人。最终不知是谁出钱，通过陆炳重金贿赂严世蕃，才将俞大猷放出，训练了一百辆装甲炮车和配套的三千火枪步兵。不久，李进、俞大猷带领这支部队在安银堡（大同附近）遭遇俺答汗的数万精骑，结果大破蒙军，向北追逐了数百里，取得了明中后期对游牧军队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大捷。不久，明军根据李进的建议进行了重大改制，在五军、三千、神机这京师三大营的基础上又増加了一个车营，成为四大营，可见对俞大猷车营战法的认可。

所以赵华下面的胡宗宪这条线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他们搭上了严嵩这条线，但显然不能简单地视为严党。胡宗宪虽然既贪且奸，但确实立了不少战功，是典型的贪官能吏。胡宗宪虽然也构陷过俞大猷、戚继光，但也不是一味往死里整，而是既开发又掠夺，连俞大猷自己都认为毕竟还是胡宗宪成就了自己，换个更坏的人来说不定早就把自己彻底埋没了，所以后世也有不少人认为胡宗宪功大于过，能高于贪。但我想无论如何，胡宗宪的“能”终宄比蓝玉还是差一点点吧？或许时光真的能改变很多东西，包括人的价值观。明太祖铁腕肃贪的时代真的过去太久太久，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己然嬗变，很多人早就不以为意。但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俯瞰历史长河，对比蓝玉和胡宗宪的结局，看到的不是两个人的轨迹，却是两百年岁月，己经将大明这架铁山般伟岸的战车腐蚀得锈迹斑斑。

严党的另一位大将鄢懋卿就没有赵华这么复杂了，他的人生观相当明确，就是捞钱。本来鄢懋卿才名不错，仕途也未遇挫折，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己官至左佥都御史，不久又升左副都御史，但为了能把一身才华更好地用在捞钱大业上，主动攀附严嵩，希望能捞个肥缺。正好当时盐政不顺，尤其是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个主产区问题较大，户部奏请朝廷派一员大臣总理盐政，严嵩顺势派出了鄢懋卿。事实上，盐政直接深入市场经济主体，权力制衡非常重要，宋明以来，这四个主产区的都转运盐使都是分列的，绝无一人总理盐政的先例，户部提这个要求就是严氏党羽故意提出，再由严嵩自己批准的。从此，恰如东南剿倭的战场被赵华一手遮天，华东的盐业市场也被鄢懋卿一手掌握，利润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