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都睢阳，位于睢水紧靠北面的高地上。这座城市起源极早，最早甚至可以早到五帝时代。当然这座城市逐渐发达起来还是在商朝的时候。商汤灭夏，将国都迁至亳，睢阳地区就此逐渐开发起来了。等到周武王灭商，周公平定武庚之乱的时候，成王就此将微子封于此处，国号为宋。从此睢阳就成为了宋国的国都。
睢阳这座城市自建立以来就被殷商遗民所特有不屈服的意志所感染，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在一百多年前，楚国最强大的楚庄王时代，因为楚国派遣使臣申舟出使齐国而未向宋国报备，一根筋的宋人直接截杀申舟将其处死。结果此举引发了宋国与楚国的战争，楚庄王攻宋，围困睢阳五个月，睢阳城内缺粮，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惨烈状况：易子而食。当时执掌宋国大权的权臣华元挺身而出，华元直接翻墙出城，潜入楚军军营，劫持了楚国大司马子反，对子反说：“我国国都内已经没有粮食了，百姓们为了生存，只能互相交换子女作为食物，城内也缺少柴火，我们也只能劈开人的骨头作为柴火。但即使如此，楚国如果要灭亡我们宋国，让我们宋国签订城下之盟，我们也是不会答应的。但是如果楚军愿意退军三十里，我们宋国愿意听从楚国的吩咐。”子反无奈只能接受这条件，并将其告诉了楚庄王。楚庄王也被宋国人这种硬气所折服，与华元互相盟誓：我不骗你，你不欺我。由此退军。从此，中原大国看清了宋国人的特性：不轻易屈服。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国民精神，宋国和郑国同为天下南北之要冲，郑国几乎年年都有他**队侵略，而宋国却受到的侵略较少。到了此时天下相争的战国时代，郑国已经被韩国灭亡，然而宋国却依然能存在于世。
即使是后世天下一统的时代，殷商故地睢阳依旧让人不敢小视。睢阳从地理上来说，其能作为防御的也只有睢水了，并不是一块险地。然而后世华夏最强盛时期的两场睢阳之战却令天下侧目，让人不敢轻视。
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率领七国起兵，所攻之处无不克；然而到了这座并不险要的梁国首都时，四十万大军竟然都攻不下这座城市。将军周亚夫见睢阳竟然这么坚挺，于是转而攻占淮泗，截断吴楚军队的粮道，由此使得吴楚大军崩溃，一举平定七国之乱。
到了唐朝安史之乱时，叛军欲通过睢阳渠而南下江南。整个大唐帝国此时就靠淮河和长江流域的税赋支撑了，如果睢阳被攻占，大运河被切断，整个唐王朝没有了财赋来源恐怕也只能灭亡了。睢阳守将张巡手中马不过三百匹，兵不过三千，就靠这么点的兵力以及不屈的睢阳人民，睢阳却经受住了十几万叛军的围攻十月而不克，最后竟然杀伤叛军达十二万人。虽然睢阳付出的代价及其惨烈，但是没有这种不屈服的意志抵挡叛军，恐怕赫赫大唐也只有灭亡的份。
到了五代十国时，睢阳被改称为宋州。五代后期，周世宗柴荣封禁军大将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以起家之地为宋州，故定国号为宋，而睢阳也成为宋朝的南京应天府。到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南宋由此建立。当金军攻过来时，大臣们劝赵构留在应天府抵抗，但是赵构显然是信不过这座不险要的城市，只有长江才能给他安全感。于是他抛弃应天府，先逃往扬州，后逃往金陵，最后甚至往更南面的海上逃去，然而金军所在依旧攻无不克，毫无险要的应天府却依然能坚持到五年后才最终被攻克。当睢阳经过这一次的放弃以后，似乎整座城市的那种不屈精神也从此散去，变得和普通城市并无不同了。
当戴言坐着马车来到睢阳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远不同于丰邑的“大城市”。见惯了后世大城市的戴言，重新回到战国年代，在宋国国内所见到的都是些小邑与村庄，睢阳是首次能给他“城市”感觉的地方。就他自己目测来看，整座睢阳城大体呈正方形，南垣略宽，各处城墙就他目测来看起码在3公里以上，即是说这座城市的面积应当在10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年代来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大城市”了。
进入睢阳城内，戴言所见的是一片兴兴向荣的繁荣场景。城内店铺林立，各国商人来来往往，极为热闹。宋国本是殷商移民之后，对于商业其实并不排斥。
商部族最初就是作为部落联盟时农业并不发达，其畜牧业和手工业则较为发达。其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牛羊过剩而粮食不够的问题，于是商的首领王亥就以其手中所有的牛羊来向四周部落换取粮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贸易。到了商汤时期，商汤甚至通过以丝绸换取夏朝的粮食而变相的削弱了夏朝的力量，使得商汤能够成功的灭亡夏朝。到了周代商时，周王大肆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于天下各地，这些封国建立以后，对于殷商遗民的防范十分严重，不允许殷商遗民占有土地，于是殷商移民只得从事贸易，由此商人一词从此成为中国从事贸易行业之人的代称。
到了如今的时代，虽然不能说天下所有的商人都是玄鸟子孙，殷商后裔，但是以这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一个商人，其祖上起码有八成以上的几率是殷商的遗民。宋国作为殷商遗民的大本营，对于与自身同血脉的商人们当然是不会排斥了。历史上的贸易大国齐国改革时，还需要官府办妓院以待客来“招商引资”；而另一个贸易大国郑国也需要有公室与商人订立“郑商之盟”，商人才为郑国服务。而宋国则统统不需要这些，同样的血脉，同样的信仰就是最好的信任。
战国天下，如果要说天下最大的城市，那自然是齐国首都临淄。然而若要说哪个城市是天下最富的城市，则必然要说到宋国的另一大城市陶丘了。陶丘本是位于济水岸边的一座城市，以前是曹国的土地，后被宋国攻取。自魏王迁都大梁以来，开凿了鸿沟，从颖水出发，分别连通了睢水、济水和黄河。宋国看准时机，也开凿了菏水以连通泗水和菏泽、济水。由此在天下东部地区水路畅通无比，而陶丘则成为其中的中心。陶丘有了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外加宋国欢迎商人的风气，使得陶丘迅速崛起成为整个天下的商业中心，堪称公元前四世纪的上海。
戴言在丰邑时就听说过陶丘的富庶，然而毕竟是未亲眼见过。但就睢阳的富庶和繁荣来看，他也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繁荣。他进入睢阳，去到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在他预想中应当是各家店铺混杂的，因为在丰邑就是如此。然而睢阳城内的市场却是又细分为专门从事粮食贸易的粮市，专门卖丝麻的丝市，这些是初级产品作为一个市场；而后又有专门售卖、木器、漆器、玉器、陶器等的市场；也有售卖成品鞋、帽、车等的成品市场。其分工极为精细，而官府派指派褚市来管理市场。
离贸易市场不远则又有百工作坊，背靠如此发达的商业，睢阳的手工业也是毫不落下风。像戴言远远就可见其中有织布的布坊，有专门锻造铜器的铜坊，有造车的车坊，坊市四周也是各色人员进进出出，热闹不在贸易市场之下。
而远离市场与工坊则就是大片的居民区了，在睢阳，公族与庶民的住所泾渭分明。公族的居所都是一栋栋的深宅大院，院落一栋栋连绵不绝。而庶民的居所则与戴言在丰邑所见的贫民居所并无不同，都是如果贫民窟的低矮建筑。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大多数是商人和城外地主的居所，其中有些规模甚至不比公族之住所差，然而和公族之居所比起来，毕竟是少了一份贵气。
介于睢阳公室居所包围的，则就是宋国的宫室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君所在即是权力的中心，宋国也是不例外。子喜以戴氏而取宋以后，对于以前那寒酸的宫室很是看不惯，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这使得如今的宋宮看起来愈加富丽堂皇。
子偃作为宋国公子，在睢阳自然是有自己的住宅的。戴言在亲眼看到了睢阳城内的状况后，派人向宋君子喜报道了就返回自己的居所了——一座紧挨着宫室的戴氏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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