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天下三分,呈鼎立之势。
天下之争,在人和,在地利,更在于天时。
自先秦尹始,天象历法便成为了王朝承应天命的象征。
《尚·尧典》中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并且已经知道一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大戴礼记·夏小正》一篇被认为是出于夏代,记录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天象和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活动。
秦朝及汉初,采用的是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错乱现象。
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
虽然官方实行太初历,但是太初改历考虑了太多政治和迷信内容,并未尽得人心。
此后虽然朝廷一再打压,但四分历借壳重生,以谶纬迷信为基一直传承不断。
到后汉章帝时期,政府改历,四分历又替代太初历而上位,但是其实当时的四分历,还很不完善。
东汉贾逵讨论历法的时候已经提及,当时已经发现月亮运行不均匀,四分历没有很好地计算这一点,而是统统采用均匀的速度计算。
在后汉桓帝灵帝执政时期,四分历已经颁行近百年,历法中的问题暴露更多。
当时蔡邕和刘洪两位天大家同在东观工作,通过精确的观察和分析,指出了现行历法的诸多不足之处。
可以说,在桓灵时期,四分历已经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天学发展水平。
可惜蔡邕在仕途上屡遭打压,而刘洪潜心钻研出来的新历法又不得朝廷重用,天下大乱后便遁迹江湖。
如今天下百姓崇尚的天命之说,最直观感受的便是历法的精确与否。
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原大地的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塞北诸胡纷纷南迁。
想那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便是利用“汉家历法不适用于当今之世”的说辞,说服世人天命已从刘汉转移到曹魏,信服者不知凡几。
但即便是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前后两汉的历法,确实不适用当今之世了!
天下无数黎民翘首以待新的历法,可新编出一套新历法,干系到王朝正统,关切到天下民心,谁家王朝敢在这件事仓促懈怠!
即便是曹魏谋夺汉室江山已有数载,可推行的历法仍旧是旧汉的四分历。
由此可见,订制一门新历法的难度。
在天命一说上,曹魏有“禅让之说”,但真正在历法一事上走的最长远的,却是东吴。
在中原诸侯之乱后,后汉天大家刘洪的传人纷纷迁徙向富庶且安稳的吴地避乱,与之一同的,则是乾象历的南下。
即便是赵爽现在留在了蜀地为汉臣,东吴还有阚泽、虞翻、王蕃这些天大家。
几乎举世公认,当世三国之中,最先编纂出当世适宜的历法,首推东吴孙氏。
反观蜀汉,偏居一隅,能在天一事上颇有造诣的人选寥寥无几,至于像赵爽这样的天大家,就更为罕见了。
大汉需要一套适宜当世气候变迁的新历法,如此方能和曹魏争天命,与孙吴夺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