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机转动着眼珠子打量起四周。三车间大约有一千多平方的样子,用胶合板分切成一个个齐腰高的半封闭区域,每一个区域堆着不同的一些材料,过道上,犯人们推着液压叉车来回穿梭,像电影未来世界中的空中飞车。
我看到背对着我们的那位犯人站起来,冲着我们走过来,这个人身材高大,嘴巴棱角分明,神情中带着一丝的忧郁。我很快地想起了他是谁,我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这位高大的男人显然并不认识我,他走到队伍前,习惯性的左右看了一眼,一手举起手中的一张纸,另一手握着拳头自然下垂:“叫到名字的往前一步。”
报到名字的有七八个人,他手一指,示意这些人到边上去,我明白这些人是被留在三车间的。我往前走了一步,跟在那个人的背后,喊了一声,那个人慢慢转过身来,眼中有一些光,他看着我结结巴巴介绍了自己的来历,他听出了个大概,在名单找我的名字。我向他表达了希望留下来的意愿。或许是我殷切的目光让他感动,他想了一下说:“我去跟指导员沟通一下。”
隔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微笑着说:“过去吧。”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边愉快地说:“以后叫老黄。不要叫外面的职务。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说:“在我心里,你还是外面的那个人。”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都是不属于那个世界的人了。”
每一个劳改大队都有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改积委”是“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的简称,老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类似工会的犯人自治组织的意义,他们象个正式机构一样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每个月有着各种表格的报送。
老黄比我早两年来到监狱,他的刑期是我的三倍。
这里和入监队不同,劳动量是有定额的,一个人一个量,你不干,就是别人干。我明白,虽然老黄将我留在了三车间,但他和我一样是个劳改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并不能象龙头老大一样罩着我,该滚的刀我还是要滚。我和所有新犯一起分到了新犯组。新犯有新犯一组和新犯二组。我分到一组。
这座监狱里对事务犯(骨干)管理有两套系统,车间管生产的一种,分监区管生活的一种,车间里的生产组长和监舍里的组长并不重叠,生产组长回到分监区服从生活组长的管理,在车间,生活组长听从生产组长安排。表面上看,这样的构架容易滋生矛盾,实际上这种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更容易控制犯人。
只有嫌隙重重,相互告密,才能最大限度让监狱掌握双方的动向。
当天晚上,新犯一组的组长将本小组的新犯组织起来讲话。经过入监队的驯化,蹲在地上形成了我的一种本能反应和条件反射,只要外界一有什么刺激,我都有一种想蹲下来的冲动。
蹲在地上的我吃力地辨别着他含糊不清的鸽舌,组长也在唾沫四溅地努力把话说得更加简单易懂,有时候一个字卡在那里,他就使劲点一下头将卡住的字眼吐出来:“我们新犯组负责分监区里面的公共卫生,接下来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挑,一级级往上跳,同等条件下,年龄大的优先,床铺也是如此,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接下来他扳着手指,给大家列出一堆活计,依次是1洗外场地马桶、2拖大厅、3、洗饭布、扫外场地、5、擦桌板、6、擦讲台、、拖垃圾桶。另外,还有周末休息时间不定时除草,扫落叶,冲下水道以及各种临时指派的任务。他派给我的任务是拖大厅。
虽然还是在新犯组,但是心情和入监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开始放松下来,又能听见早晨窗外鸟儿的鸣叫,实际上,鸟儿的鸣叫每天早上都是存在的,只是我在入监队相比于其他人的条件要好上许多,但毕竟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每一根神经的弦都是紧绷着,自然将鸟鸣这种与生存无关的东西给给屏蔽了,而当心情放松下来,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敞开了。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我对自己说。
一楼的内场地大厅有三百多平方,我必须等所有人吃完饭出去洗碗的时候,将两支大拖把扛到水池边淋湿,然后夹在腋窝下到大厅,再将拖把的木柄一左一右交叉压在肩膀上,推着拖把在大厅里像一头磨磨的驴一样来回奔跑。
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监狱是肮脏的有毒的,让人避而远之的,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监狱是我看到的卫生要求最高的地方,手能摸得到的地方都没有灰尘,因为监狱里面最大的资源就是犯人,当某项资源的供给过于充沛,就变成了非常随意和廉价。
因为离开了入监队,我的心情没有那么压抑。那天早上,我夹着拖把,在大厅里兴致勃勃地跑得象头撒欢的驴,突然一声怒喝在我身后炸得他一懵:“他妈的瞎眼了?这里怎么回事?你会不会干?”
我扭头一看,戴眼镜的大组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他背着一只手,一手指着饭桌下的地面,瞪圆的眼睛从眼镜片后射出光来。
我低头一看,地面上果然有一滩水,在我印象里,这里
已经拖过了的,而且拖了两遍,我争辩道:“这我刚才已经拖干净了。”
我的争辩让他更加生气,他觉得我有藐视他权威的意思,一个刚好几天的新犯,就敢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他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大组长气歪了脸,像是一副漫画中的丑角,他一手抓住我的胸口,将我往那滩水上拖,一边很恨地说,好像我欠了他不少钱似的:“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拖干净了么?这哪里是拖干净了?这是根本没有拖。警官来检查,这是要扣分的。”
好像怕我记不住,又把我的胸口往地面上拉,让我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的手里拿着拖把,被他拖得弯下腰来,我不敢争辩,请求他说:“大组长,我马上拖干净。”
大组长松开了手,不依不饶地说:“你们这些新犯,不给你们长长记性是不行的,先记掉。”他一把抓过我胸前的犯人信息牌,自言自语念了一遍名字,从小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记掉了我的名字。
这一天他们说我的脸色青得象死人,干活时候心不在意。到了车间,当我坐在缝纫机边时候,我的怒火和屈辱在熊熊烧,在冰与火的炙烤中,我分裂成了两个自己,一个是愤怒的情绪在心中烧的我,另一个是冷冷打量着愤怒的“我”的我,我想干点什么,又在想干什么呢?
事后,回想起当时的心情,这种感觉让我很奇怪,我想起自己在看守所等候判决时候,在开庭时候,都没有愤怒,任由命运之手将自己抛离地面,重重地摔在地上,甚至亲密的人的背信弃义,我依然没有愤怒,只是一种蔑视,但是此刻,一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因为一个小小的“记掉”我却郁闷难平,那一瞬间,我有把他杀掉的冲动。对于我来说,利用工具杀一个人,可谓轻而易举,车间里到处都有可以利用的工具,我甚至构思了怎么杀他的方案,我想象着鸡脖子一样上面的那根颈部青色动脉。
我为自己的无能和屈辱而平静的愤怒着。
于是,在脑子里,我把他杀掉了,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他的生命之火在瞳孔里渐渐熄灭。
渐渐地,怒火平息下来。我思绪又回到了事情的本身。我不明白那块地明明拖过,难道自己产生幻觉?我突然恍然大悟,我想起了一个端碗框去饭桌边箱子拿水杯的犯人,一定是他把碗框放在条凳上,是刚洗好碗框里的水。
当真相被破解以后,我松了一口气,这不是我的错,是拿碗框那个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