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被医生“判刑”的那一段时间，我像柯南一样不停地在脑海中做着“过电影”的游戏，反思过去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希望能从中寻觅到蛛丝马迹，找到自己抑郁的原因。
我出生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县里有十万人参加红军，我的曾祖父就是乡苏维埃秘，死于肃反运动，1982年获得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全县开国将军就有好几十人。这样的地方，历史固然相当光荣，而十万人揭竿而起，充分说明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生活当然非常穷困。那个时候填表偶然还需要填“家庭出身”一栏，我的同学99都是“贫农”——因为当时虽然还要填，但是已经不那么严格了，只要是农民，地主富农中农都可以填成贫农。而我父亲当时是中学教师，我勉强可以算是干部家庭，和同学们比起来，差不多就算是叼着金汤勺出生的了——虽然营养也不太好，但也不曾饿着。
比不缺饭吃更重要的是不缺教育。我父亲是教师，母亲也是代课教师，虽然如今想来我的天资算不上聪慧，但他们很早就在家里对我进行了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不知为何物的启蒙教育。特别是父亲，他教了我很多当时看起来没有用，却影响了我一生的知识。他是个好学的人，因为曾祖父很早就牺牲了，我爷爷没有能够上学，目不识丁，又和奶奶早早离异，独自拉扯着孩子，只求糊口，谈不上给我父亲像样的教育，但我父亲却自幼求学不辍。他学二胡，家贫无以置琴，便偷了生产队一棵树，步行一百余里，躲过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重重关卡，到邻省的黑市上卖钱，换了把二胡。他大学学二胡，为了理解作品，读了大量古，既通音律，也晓史。听我妈说，他年轻时吃完晚饭，时常不洗碗不干活，而且不许我妈洗碗干活，拿着二胡到月下，请我妈听他拉二胡，他二泉映月，如泣如诉，我妈惦记着没做的家务和快空了的米缸，无名业火，直冲云霄。他喜欢音乐，但不觉得我是可造之才，也懒得教我。他觉得我记忆力尚可，便教我拖了长音用方言吟诵《陈情表》和《滕王阁序》，这两篇章0年后我还能一气背完。他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这部伴我度过了整个小学时光，其中的许多情节仍历历在目，其中的许多人物形象，现在在无聊而神圣的会议中有时也能随手画出。此后我一生不曾为语操心，今天还能靠写字蒙得一碗饭吃，也全赖他的教育。
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出生后16天，召开了那次著名的会议，所以我是伴着真理标准的伟大讨论来到人间的，有改革的基因，想法很是另类，步子总是很大，扯的总是很痛。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肉身包不住思想，决心谋杀自己。我一次性偷服100片钙片，偷喝父母洗照片用的定影液显影液，用母亲纳鞋底的大锥子给自己腮帮子来个对穿，坠楼，坠井，坠粪坑，屡败屡战，不死不休。父母都要上班，山乡也并无托幼机构，所以为了让我多活两天，父母在我五岁时就把我送到小学去上学。
村上的小学简直可以算是我姥爷家的私塾，我姥爷、舅舅、舅妈、小姨全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如果是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一场网络舆情，类似于农发行或者烟草什么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合情合理的常态，因为愿当民办教师的人不多。我的亲戚们——老师们——拿了两张试卷给我做，对我进行入学测试之后，宣布我无需上一年级，直接把我送进了二年级教室。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也很少有人会去研究什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他们发现神童并且培养神童的心情十分迫切，更何况这个神童是自己家的孩子呢！所以虽然很不情愿跟大我许多的孩子一个班——怕挨人欺负——但我也只能顺从长辈们的意愿。上学之后我过得还是很幸福，不需要像大多数的同学那样，放学回家之后放下包就上山放羊下田插秧，生活上比别人要富足得多；父亲母亲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每天吃完晚饭带我到家门口的小河边去散步，父亲有时还带上他的二胡，他拉琴，我和母亲垒小堤坝捉小鱼，捡鹅卵石回家盖咸菜坛子，看天边的红霞，听小河的流水。比起现在很多转战于补习班兴趣营的城里孩子和长年见不到父母的乡下孩子，我童年幸福的不是一点点。对这些幸福的怀念甚至直到我成为父亲之后还在给我力量，我倾尽全力去听取我的孩子的诉求，不对他施以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努力抽出一切时间满足陪他游戏、讨论、运动的需要，所以不光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也要感谢他的爷爷奶奶，因为连他都从我这段幸福的童年中获益颇多。
小学上了四年，初中三年，13岁那年我参加了中考。那次中考在我个人的历史上可谓惊心动魄，值得多费一些笔墨，因为接下来的故事可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苦逼的反义词，算得上是个幸运儿。
我初中就读的学校正常情况下每年大约有1-2个人可以升入县一中，有时候也可以是0，那时的中考分流就是这么严酷。而我在全校2名通过“预选”、具有中考资格的应届生中排名第0，这个倒数第三一直当到了中考前几天。但是那一年大雨持续了半个月，华东水灾，千里泽国。中考前夕，大山深处的小县城仅有的几座小楼，水一直漫过三楼。那时候通讯基本靠吼，没有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微信和钉钉，我家离县城有0公里的山路，我教师出身的父亲认为中考是“天大的事”，绝无改期的可能。中考前一天早上，父亲请了附近十里八乡唯一的一辆大卡车送我。如今我只记得驾驶员是个胆大包天的叔叔，暴雨下能见度几乎为零，淌着水毁的路段，翻了一座一座山，我们居然活生生地赶到县城外围的高地。我们凭轼而望，一片汪洋，白浪滔天，间或露出几个屋顶。我当即想起小时候背过的，“微禹，吾其鱼乎！”
可是我毕竟不是鱼。高地上有很多县城逃出来的受灾群众，大多数人对我爸爸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试图送我来县城中考表示了善意的轻视和不解。水都快塌了，家都没有了，还想着考个哪门子的试！后来终于传出了中考延期的消息，我们又继续顶着暴雨回家。那个叔叔在悬崖旁的水毁路段给他的大卡车调头，我看出一身冷汗。还好，我们又活生生地回家了。最后的结果是全省有个县中考使用备用卷，延期一个多月。其间我们继续返校上课。可能是目睹洪水肆虐让我顿悟生命之脆弱与顽强；可能是爹妈冒着生命危险送考的精神感召使我良心发现；也可能是单纯地觉得这一个月我应该做点什么对得起这场奔波，总之如鲁提辖所言：“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在上天恩赐的这多余的一个月里，我自性觉醒，性情大变，一通操作，练就了闪电五连鞭，最终以全校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一中。所有的人都觉得诡异，包括爹妈和我自己。
后来我还时常想起这场洪水和洪水过后的一个月，它们改变的也许是我的整个人生历程。以我在那场大雨前全校倒数第三的学习成绩，我是不会有高中可以上的。也许我也会很快进一个什么工厂？谁知道呢，当然未必过得不好。但是后来被我时常记起的，还是那一个月的努力与奋斗，最后的绝杀虽然不是特别伟大，但是确实有一点小小的荡气回肠江湖快意，甚至有一点逆天改命的自得。不管怎么说，这段历史证明我不仅幸运过，而且挺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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