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时候又是偶然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学英语的事通过我妈妈传到了亲戚的耳朵里，加上我享誉亲友圈的史政水平，有个很想通过成人高考但又不想学习的亲戚想让我代考。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越来越严格的国家考试制度是不是已经杜绝了这种现象，但这种事在那个时代相当普遍。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备考的资料，我一翻，都是极其简单的知识点，就连英语我都会。于是我很好奇考这么简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用，就去了解了一下啥是成人高考，发现通过这个也可以获得上学的机会，拿到一个本科学历，如果英语和毕业论能够合格，还可能拿到一个学士学位。此时的我正为了上班和读《二十四史》之外无事可做而闲得发疯，于是我很抱歉地通知那位亲戚，我不能为他代考，因为我要自己考。
就这样，又是一次脚踩西瓜皮溜到哪算哪的改变。考试很容易就通过了，于是教两年后，我去省城上教育学院，历史专业，两年制，脱产进修。这种进修是不改变身份的，原单位的档案、职称和工资均保留，原则上进修完毕从哪来回哪去。这个时候的我已经不再像年少时候那样疯狂地浪，经历了山村中学的知识和信息荒之后，除了偶尔谈谈恋爱、泡泡网吧以外，我学得还挺努力的。我只是对英语还有些担心，但是上第一节《大学英语》精读课时，我意外地发现我基本能听懂。这让我信心倍增，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继续使用我抛弃语法、一心背、考试全凭感觉的笨办法，熟背了六册共60篇大学英语精读课，顺利通过四六级。当别人纷纷向我表示羡慕的时候，我才恍然发现很多人都在非常努力地学英语，他们都在准备考研究生。虽然我早就知道世界上有硕士博士这样一种生物，但从来不曾有过觊觎之念，因为我的英语中学时代全靠蒙，读大专的时候全靠混，而考研是要考英语的，仅此一个障碍，我便自认与读研究生今生陌路了。发现大家都在准备考研的时候，我才明白只有我是脚踩西瓜皮溜到这儿来进修的，同班同学大都有很明确的目的：几个年纪较大、有家有业的老大哥，是为了来混个本科学历，然后回去接手教导主任或者校长，称霸一方杏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部分是在混学历，想脱离教师队伍，我的初恋女友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由于混得早，比我还高了一届。她一边混学历，一边混进了省人民广播电台的dj队伍，风生水起，颇有点小城名媛气质，非复吴下阿蒙了。剩下的一部分人则是因为想读研，又被大专学历所限——我不清楚现在的规定，当时的制度是大专毕业生只能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研究生，需要加试部分专业课程，而且报考专业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就选择脱产进修，既获得了两年的自由复习时间，又可以获得一个本科学历，考研更加方便。我了解这个现实以后，才明白为什么全班好像只有包括我在内为数不多的人在认真听老师上专业课，原来大家都不是干这个来的。于是我决定跟风也考。考了能干什么，没想过。专业我只喜欢中国古代史，没有想过别的选择，至于学校，我更是没做任何研究，荒谬至极地以为自己既然是师范生，索性就还是考师范。作为一个从来就是两极分化一脚天上一脚地下的人，师范大学我只听说过两所，一所在首都，我觉得自己考不上；一所在县城里，我决定选它。报考的时候我正好在外兼职，给一所职业中专的学生讲中国近代史，于是我委派女朋友去给我报名，就报那个县城师范大学。这个女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但当时是刚谈的，没有和我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同经历我被学习整得头破血流的学渣时代，她只知道我是一个英语优秀而且颇具历史专业水平的学习标兵。她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对我的选择很是不以为然，觉得我虽然不一定配得上首都，但也不至于就要去县城，取其中间值，至少有可能考上一个在省城里的师范大学，同时鉴于她认为我不一定能吃得惯煎饼卷大葱，所以她自作主张给我换了一个志愿。感谢她对我有再造之恩的自作主张，好歹也让我上了一回211。
那个学校考研的专业课是《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要籍选读》，在老家教的时候，我是拿二十四史当小说看的，所以这两门课基本没有难度。考研出分的那天我在网吧彻夜上网，上午查到分数，溜回教室。同桌也是考友问我考了多少分，我在桌上先写了一个5，又在前面写了一个1，他很高兴：315，你稳了。我在15前面再写一个之后，我的事迹在一个小时内传遍了整个学校的考研江湖。时过境迁，20年后，经常看到新闻说，很多考00多分的娃已经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在欣喜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同时，也不禁令人感叹分数贬值之快，有如199年国统区的法币和金圆券。
就像中考那年发大水推迟考试多给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让我咸鱼翻身一样，面试我又蒙上天垂青，遭逢意外之幸。我对面试有两点担心：一是听说很多面试要口试一下英语，而我的野狐禅英语全是塑封的地道大别山口音，一张嘴必然完蛋；二是听说有不少学校都讲究个根正苗红，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假本科无人待见，到面试时一自我介绍，估计包子馅就得露一地。如果按我原定的计划去考那个县城师范大学，这两种担心都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有贵人相助，贵人就是我女朋友。她自作主张给我填的那个南方211，当时正处在sars的绝对中心，后来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此时正在那里日夜不休地治病救人。去那儿不是隔离不隔离的问题，而是根本去不了的问题。学校采用了线上面试的方法，当时大多数人没有电脑和手机，所谓线上，就是电话线上。可能校方也知道这样的面试效果有限，基本以笔试成绩为主确定了录取顺序和公费自费名额的分配。老师来电，简单地询问了我的本科毕业论写了些什么，就完事儿了。我又一次极其幸运，无惊无险地以本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一个公费研究生的名额。
读研的三年过得不怎么样。我很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这一点倒还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我校有声名远扬的食堂，食堂里地道的老火靓汤和正宗的腊味煲仔饭都是我今生吃过的最美的美味。后来我吃过很多粤式茶餐厅，除了价格，无一可以与我校食堂媲美。毕业20年后我借去南方参加马拉松的机会回到学校，要了一碗当年我吃不起的腊味鳝鱼饭，坐在原来我最喜欢坐的那个位置上，看窗外火红的木棉花，二十年前尊前客，校园如故同学非，感动的泪水不知不觉流出了嘴角，证明我还是很爱自己的母校的。我之所以过得不好，是因为专业问题。可能因为我慧眼如炬，20年以前就预感到“当公务员+写明史”有可能火遍全国，成为版税收入极高的领导，我一直想学明史，电话面试的时候也向老师推销了自己有关明代宗教意识的论，但是儒冠误身，据说由于我的“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一科考得极好，显示出了很不寻常的读古的能力，我被导师点名要到了中国历史献学和先秦史方向。那个时候我很无知，连意见都不会提，调哪就调哪吧，反正已经学的是一门毕业即失业的专业，最大的可能就是啃一辈子故纸堆，啃哪朝的都是啃，啃先秦的人少，说不定好啃一点。结果到导师家第一次见面，我就大失所望。我虽然没有地域歧视，但是有很强的地域刻板偏见，和刘玄德一样，认为“南人驾船，北人乘马”，我的老家在官话区，我认为说官话的大抵都是武夫，专攻骑射；搞学问的人，普通话里必须得带点南方口音，那才是斯气象。结果导师一张嘴，非但没有斯气象，连普通话也没有，只有太行山的风扑面而来。他在介绍本专业的过程中，我的大脑里不停地闪现出地雷战或者地道战里拿着旱烟袋的民兵队长、敲钟大爷，少年时代背过的很多诗歌都一句句涌上心头，从“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一直到“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那样亲近！”更不巧的是，我的导师是一位忠诚的传统捍卫者，曾求学于易学大师金景芳先生门下，力图证明三皇五帝皆有可证之信史，第一节课就大骂顾颉刚和疑古派为用心险恶抹杀中华明的跳梁小丑。而我当时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流毒甚深，对疑古派迷得不要不要的，还在大专时代就开始写论，怀疑夏国家是乌有之乡，自然不吃这一套。听了先生的第一节课，我在笔记本上只记了几行大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捕风捉影，传神怪。”此后三年，我什么都干，就是不学专业。我学过法律，读过很多闲，教成人夜校的白领们政治经济学，适应刚刚回归的需要教香港娃们普通话，而且利用读研的时间结了婚。
人生是没有后悔药的。今日回过头来看，那时的我自视甚高，目中无人。现在想来，一个从没通读过《左传》，基本看不懂《周易》，从未翻开过三礼封面的人，有什么本钱去嘲笑自己的老师？三年之中，我不仅很少认真听他的教授，而且有一次在国内最著名的一本史学期刊上看到某学者的章，内容是批判我导师的某本著作，深得我心。我甚至想到整理一下他的讲课笔记，批驳一番，以为进身之阶。第一次读懂先生的时候，我已经快毕业了。我写了论初稿交给他，自鸣得意。他改得不是很多，我知道会是这样的，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是他大雅容物之量，世间罕有所及，我一向非常佩服。论中有一段述及先秦婚姻伦理，我写了一大段话也没讲明白形成此种伦理观的原因，先生改为：“这是社会各地区政治、经济、化发展不平衡规律所致，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复杂运动之必然，是历史飞跃阶段诸矛盾因素反复较量而最终汰劣取优不言而喻的反映。”这段话相当于在我的老式二八自行车上装了一个氙气大灯，我郁闷到简直想要把车砸了重装，深恨自己一直以来的孟浪。然而我欲悔而师不待，我们毕业仅仅三年，先师即化鹤西去，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先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看自己的毕业论，第一页有为答辩准备的开场白，其中引用了先师的一句话：“我可能是以我有限知识之片叶遮蔽双目，而不视浩瀚未知世界真理之茂林；是深坐我学术视野有限之井底，而管窥无限真理璀璨争辉的宇宙之天。”实话实说，我素以笔自负，然而时至今日，我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来。宝山空回，终生遗恨。
三年白驹过隙，转眼到了要毕业的时候，虽然我三年中很不努力，但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啃故纸堆的潜质，当然也可能是那个时候愿意继续读古代史的人甚少，能拉下水一个是一个，老师们都说我还有前途，也鼓励我继续读下去，可我不敢了。读研的时候既然已经成家，一直啃老，我觉得于心不忍，于理不当。而且混了三年，一无所得，相比于煲仔饭的魅力，回南天更让我恐惧。我逃离那个城市的心情十分之迫切。我卷起铺盖上了北归的火车，与历史学的缘分也从此断绝。记得好像是六七岁的时候吧，曾经在台历上写下一行字：“我的理想——上历史系”。亲友都大为惊诧，疑为司马转世，班固重生。知子莫若父，只有父亲淡然说：“没看到写在台历上吗，这是他这一天的理想。”％……＆x＆％％￥。让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居然把这个理想坚持下来了，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地也混进了硕士队伍，够了。虽然心中还有一份史学的情结，可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戴上博士帽，一个个变成硕导博导，也并不很羡慕。一看铺天盖地的就业形势分析，更不敢后悔。只是看着满架史的时候，心中便涌起一缕怏怏之情，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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