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第1/2页)

世宗朝虽有大礼议、花式腐败，但似乎镇住了太监贪腐这个症状。然而徐阶身后，高拱、张居正纷纷找太监结盟，徐有贞、曹吉祥的模式重现朝堂，而且这一次还不是垄断市场，而是两组对垒。

张居正，这位名垂青史的大改革家，也有和太监勾结，极尽奢靡享乐的一面。他更是唐宋八百年来都罕见的大权臣，享尽了超规格富贵，礼法、规制在他面前更若无物。但张居正死后却难逃残暴的政治清算，他暴露出来的贪腐问题也令人目堂目结舌。他的身后更是一片全面腐朽的末世景象，直让人怀疑他的改革到底有什么成效。历史，给了他一个很难面对的评价——“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世人对张居正的崇拜，恐怕更多的是一种不健康的权力崇拜。

矿税太监碰上大航海时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难道真的是新芽只在腐朽的土地中萌发？但一个撕裂的社会，如何带领庞大的帝国走过这道历史关口？

.1官召唤太监

有一个取笑太监的段子，说有个人去给太监讲笑话，说：“从前有个太监。然后就不说话了，太监等了半天忍不住问：“太监下面呢？”那人答道：“太监下面没有了。”这个“下面”是一个很龌蹉的双关语，专门用来取笑“下面”没有了的太监，后来我们把做事半途而废也称作“太监”。明世宗一朝，政治晦暗，斗争剧烈，唯一勉强值得一提的是太监没有作乱。武宗朝刘瑾阉党之祸酷烈，还好下面没有了。然而这种压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太监制度没有改变，太监无限接近最高皇权的现实情况没有改变，所以太监乱政的制度根源毫发未损，只是因为武宗朝阉党之祸太烈，明世宗为之少杀，刻意避免了宦官参政而己。这种人为的一时压制必不能长久，病症一旦复发，则更难抵御。因为复发就说明免疫系统己经失效，这就是一些本来恶性程度不高的病，比如乳腺癌，如果实施切除后不复发则无恙，一旦复发就会致命的道理。贪腐这个帝国的慢性病，更彰其理。

当然，阉党的重新崛起，也少不了一个长期的恢复过程，这几乎耗费了穆宗、神宗两朝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但贪腐这个慢性病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事实上，这一次复发，契机在于一些官的争权夺利，他们发现拉拢太监是争胜庙堂的不二法门，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徐有贞和曹吉祥的老套路。只不过徐有贞和曹吉祥的组合在当时没有竞争对手，这一次高拱和陈洪、张居正和冯保，两对组合展开了激烈厮杀。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年），大明王朝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此时内阁由徐阶领衔，其后还有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五位阁臣。这其中，李春芳、郭朴是著名的“青词宰相”，明世宗驾崩后便寻思退路，并不恋栈。明穆宗登基两个月，郭朴便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武英殿大学士退休。李春芳则在隆庆二年徐阶退休后被硬推为首相，但年年上表请辞，终于在隆庆五年（151年）以三殿更名后首位中极殿大学士（实质上就是以前的华盖殿大学士）头衔退休，揣着大家的黑材料回家写《西游记》去了。高拱、陈以勤、张居正都是明穆宗当裕王时的讲师，很有雄心，所以竞争态势激烈。高拱拉拢了排名最后的张居正，排挤陈以勤，迫使其在隆庆四年（150年）以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尚、渊阁大学士退休。隆庆五年李春芳主动请辞后，雄心勃勃的高拱终于攀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大明帝国的首席辅政大学士，拉开了波澜壮阔的“隆万大改革”序幕。隆庆六年（152年），高拱正名为少师兼太子太师、柱国、吏部尚、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很年轻就表现出极高才华，严嵩、徐阶相继执政，都知道此人将来必能当国，都向明世宗力荐。高拱自身心气也很高，以国士自居。在他眼里，严嵩自不必说，徐阶这个“甘草阁老”估计也不是很看得起，至于李春芳这种“青词宰相”，你还是赶紧回家去编御马监孙悟空的故事，这边的司礼监、御马监就都交给我了。从学术思想上来说，徐阶、李春芳以及隆庆三年（1569年）入阁的赵贞吉都是著名的“心学”门人，与程朱理学、陆九渊、王阳明一脉相承，而高拱、张居正则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传人自居，锐意革新，所以他们也很自然地分为两个阵营，暗中角力。高拱甫一入阁就迫不及待地向徐阶发起猛攻，反对他的一切做法，甚至唆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不料徐阶救过不少被严嵩迫害的御史言官，这其中还包括齐天大圣海瑞，刚入阁的高拱岂是对手，反被徐阶一方猛攻，只入阁几个月就被迫主动请辞，两年后才被召回。不过这种仕途起落似乎并没有磨平高拱的棱角，他依然非常强硬地以战斗姿态对待身边的同僚，直到位居首相。

高拱自隆庆五年（151年）五月位居首相，次年六月被罢免，执掌内阁只有一年余，但堪称成效卓著。首先是充分利用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来降的机会，力排众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与俺答汗充分沟通，化干戈为玉帛，接受了俺答等许多鞑靼部落的朝贡，扭转了自武宗朝以来数十年来的北方边境恶劣形势。当时朝臣大多担心接受叛逃的把汉那吉会激怒鞑靼，反对受降，正是高拱力排众议，正确处理了这场外交危机，反而大大改良了局势。之后蒙古再也没有大举入侵中原，高拱可谓居功至伟。其次则是力推著名的“一条鞭法”将各种形式的纳税方式如粮食、布匹、劳役全部折算成银两征收，简化了税制，挤压了税吏的寻租空间，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财力，明朝的国收入水平正是在高拱执政后的十余年间从两百余万两数量级倍増至四百余万两数量级。此外，高拱还有不少改革措施，被后世认为是“隆万大改革（隆庆、万历）”的最初发起者。

不过高拱最大的问题还是为人过于高傲，当了首相更是颐指气使，很多同僚都不堪忍受，甚至发生过一次与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在渊阁斗殴的情况！但有一个人很有心计，这个人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极为恭谨地服从高拱，可谓言听计从，面对高拱的颐指气使也尽量表现得很谦卑，所以高拱见次相如此恭敬，便一直以为大家都很服自己，更加放松警惕。高拱还主动干涉内廷事务，隆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本来冯保身兼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等多个要职，理应顶上。但高拱觉得此人狡黯，反对明穆宗任命其为大公公，而推荐了与自己相好的御用监太监陈洪。后来陈洪罢免，冯保以为这下总该轮到自己了，结果高拱又推荐了尚膳监太监孟冲。尚膳监太监的地位在内廷排不进前五，孟冲这是大幅超车。冯保知道是高拱运作的，恨得咬牙切齿。张居正觉得这样一来冯保可以为我所用，于是找到冯保，结为紧密同盟，暗中策划如何斗倒高拱，好让张居正当上首相，冯保当上大公公。

明穆宗身体很差，隆庆六年（152年）六月，年仅35岁的明穆宗大驾将行，在病榻前托孤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驾崩。年仅9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史称明神宗，年号万历。明穆宗的托孤遗诏本来是以三位大学士为顾命大臣，并未提及太监，但一些太监却修改了遗诏，把冯保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把他也加入顾命大臣之列。遗诏一经颁布，高拱见遗诏与先帝临崩时托付给自己的内容不符，大为光火，怒斥太监弄权乱政，并立即向刚刚即位的明神宗上疏，要求惩处弄权的太监，顺便奏请夺除司礼监的一些权力，还给内阁。高拱知道弄权的太监主要是冯保，召集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工科都给事中程联名上疏攻击冯保，然后自己代皇帝拟旨驱逐冯保。此事需要通过内阁，所以高拱事先和张居正进行了商议。张居正不露声色，假装答应，私下却告诉了冯保。向太监告密，这不是焦芳干的事儿吗？冯保大惊，连忙求张居正相救。张居正不慌不忙，教冯保去找明神宗生母李氏。

冯保找到李氏，才发现原来张居正早就安排好了，李氏也早就和张居正结盟。李氏当时也处于一个微妙期，她不是明穆宗皇后，只是皇贵妃，按礼法不应该成为皇太后，最多尊为本生母帝太后。然而明宪宗生母周贵妃违背礼法与钱太后并尊为皇太后，己经开了先例，“大礼议”更是把最高层撕裂得支离破碎，现在只要有皇帝、大学士、司礼监掌印太监齐心协力，不难把她捧为皇太后。明神宗是她亲儿子，年龄才九岁，当然不在话下，大学士张居正己经明确结盟，现在三缺一，就差您冯太监啦！于是李贵妃、张居正、冯保形成了新一代的强力三人团。事实上还有武将戚继光也算是这个联盟的外围，但明末武将的地位比石亨的时代更低，戚继光的能量比当时的石亨差得远，就不算在核心团队中了。三人团的动作首先是冯保从明神宗小朋友处取旨，尊明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明穆宗皇贵妃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分住慈庆宫、慈宁宫。张居正又提出，皇帝年幼，需要亲妈照顾，于是让李太后移居乾清宫，与皇帝同住，实际上就是把持住了皇帝。再加上负责皇帝和外界沟通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和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三人团实际上己经把持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层政治，他们现在唯一的眼中钉就是高拱了。

高拱作为首相，一开始完全被蒙在鼓里，而以他直言直语的性格，太后和太监肯定是不喜欢的，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大做章。明穆宗驾崩时，高拱痛哭流涕中说过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很多人都听到了。张居正巧妙地将其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让冯保告诉太后。果然两宫太后听了都大吃一惊，忙问左右是不是真的，左右纷纷回答好像是听到高阁老这样说了。两宫太后震惊得无以复加，连太子本人都被吓得面无人色，以为自己这个皇帝当不成了。冯保趁机又拿出张居正精心炮制的高拱罪名，包括擅权用事、广结门生、贪污受贿等等，这些罪名放在平时不足以扳倒一位首相，但现在两宫太后就哭着喊着一定要弄死这个坏老头！第二天，太后召群臣入内，高拱其实也准备好了驱逐冯保的一整套方案，连驱逐冯保的御诏都己经代皇帝拟好，就等进宫来让明神宗宣诏了，所以非常急迫地赶进宫。结果高拱一进来还没开口，李太后就一个当头棒喝，说你高拱罪大恶极！陈太后其实想先问清楚情况，但李太后也早己和张居正排练妥当，一直带着节奏走，痛斥高拱，旁人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李太后正式宣诏，免除高拱一切职务。高拱从头到尾连辩解的话都没说上一句，伏倒在地不能起。张居正还来装好人，把高拱扶起来，一直搀出门，用骡车送出宣武门——他不亲自搀出去不放心啊，万一高拱辩解几句没准儿就前功尽弃了呢！搀出去之后张居正又和高仪一起奏请留下高拱（那当时你怎么不说话？），李太后当然不许。张居正又请用官车送高拱回家，这回李太后许了，可能是送他走快点的意思。

高拱被逐后，张居正理所当然当上了首相，他的目的己经达到了，但冯保犹不解恨。冯保又策划了一个王大臣刺杀明神宗的无头公案，想彻底搞死高拱。

万历元年（153）正月一天清晨，明神宗御驾出乾清门，路中突然出现一名身穿御马监宦官服饰的神秘男子！当时雾很大，此人都己经到了驾前，御前禁卫才发现，慌忙拿下。结果一搜身，此人身上果然藏有刀刃，险些形成了刺君！禁卫对其进行审讯，此人供称名叫王大臣，是原隶左都督戚继光麾下的逃兵，从大同边关逃至京师。请注意，他不是一位姓王的大臣，而是姓王名大臣。您说这是个真名字吗？显然就是到最后连真实姓名都没审出来。至于他为何穿着宦官服饰，如何走到乾清门却无人发现，身藏刀刃奔向皇帝意欲何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禁卫系统审了半天也没个头绪，于是明神宗下诏改由东厂负责审理。当时冯保还没有免去提督东厂的兼差，所以就是他来审，在诏狱中日夜拷打王大臣，最后逼他形成了这样一封供状：高拱因为被逐，怨恨明神宗，所以找了王大臣来行刺，那套宦官服饰就是高拱提供的，至于一路上的禁卫都被高拱安排撤掉了，王大臣才能毫无阻滞地走到明神宗面前。

东厂只是内部审讯，根据司法程序，还需把审讯结果提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继而提交给法司才能问罪。结果王大臣的供状提交给锦衣卫就卡壳了，锦衣都督朱希孝指出王大臣的供状完全说不通，尤其是高拱清空禁卫之说实在不符合逻辑。莫说高拱己经被逐，就算是在职的首相，也管不了内宫禁卫，乾清门附近出事儿，你们太监恐怕责任更大！朱希孝传唤冯保和王大臣当面对质，冯保坚称是高拱勾结陈洪、孟冲等太监清空了禁卫，给王大臣制造了接近御驾的条件。这时王大臣也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己经被置于死地，当场翻供，对冯保大呼：“你不是许诺我富贵吗？怎么又把我抓起来治罪？我一个人渣，到哪儿去认识什么高阁老？”这等于是反而把冯保供出来了。此事一传出来，满朝皆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杨博（代表行政系统），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葛守礼（代表监察系统）出面质询此事。张居正也迫于舆论压力，告诫冯保适当收敛。最后王大臣被匆匆移送法司，以行刺皇帝罪名判处死刑结案，不等秋后处斩，立即执行，没有牵连任何人。

此案确实疑点重重，最终的判决有杀人灭口的嫌疑，成了历史上的一粧悬案。王大臣能够得到一套正规的御马监官服，从紫禁城外走到乾清门无人阻拦，最终准确地捕捉到明神宗御驾，这不可能没有经过精心策划。冯保借此案追杀高拱应该没什么疑问，王大臣只是他的一枚棋子，但高拱恐怕也不能说毫无干系，不然以他的作风岂能不趁机反杀冯保？大讽刺家李春芳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素材，他的名著本以古代平话故事为原型，但最精彩的一段恰恰是其原创，这一段他写太上老君故意从八卦炉中放出一个御马监小太监去冲击玉皇大帝，从兜率宫打到凌霄殿，一路上没有任何人阻拦，王灵官率雷部众神将其围定，但就是不拿下。最后玉帝宣如来佛祖来解决，御马监小太监当众叫嚷，差点把佛祖的妙计说破，佛祖匆匆将其压倒在五行山下，结案。

张居正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但他夺权的过程并不光彩，完全是和后宫勾结戕害同僚，从而实现自己的上位。他勾结太监冯保、李太后，和之前某些人勾结曹吉祥、万贵妃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有一些传闻称他和李太后之间还有奸情。本来世宗朝宦官后宫人员基本退出政治舞台，张居正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向冯保、李太后输送了很多利益，使他们又重新站到了一线。

.2权倾八百年

张居正，被许多后人誉为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常与古代改革家比肩，后人尤爱将其与宋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他们确实在生前都成就了一世伟业，更留下了许多政治改革方面的理论为后世所推崇。然而，他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尴尬难以面对——王安石死后四十年就是靖康之难，张居正死后六十年也是清军入关。当然，判定一个改革家的是非功过有很多因素，但无论如何，一场重大改革后短短数十年，整个王朝就覆灭了，我们很难把这场改革称作成功。更要命的是，无论改革成败，王安石个人都以道德楷模著称，甚至堪称有道德上的洁癖，这一点他终宄是受人尊重的。张居正在这方面则恰恰相反，他的私德堪称败坏无度，而且是个绝对的大贪官，他的崇拜者只能以“瑕不掩瑜”之类的说辞来为他洗地。

张居正和王安石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神宗朝首相，都遇到两宫太后，都因主持了一场重大改革而名垂青史。但除却这些表面巧合，他们俩的实质差距还是挺大的。从职务上来说，他们都是首相，但具体环境却大不相同。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赵顼）的青睐，由地方官召为宰执，初为参知政事（副相），第二年升为尚右仆射兼中侍郎、同中门下平章事（次相），第三年才授尚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门下平章事（首相）。张居正却是三朝元老，世宗朝进士，穆宗朝宰相，神宗刚刚登基，他己为首相，而且还是穆宗、神宗两朝帝师。王安石虽深得宋神宗信任，但宋神宗毕竟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而且颇有主见，明神宗却是个十岁的娃娃，一切都听张先生教诲。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虽位居首相，但身边不乏富弼、韩琦、欧阳修、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名臣，新进的苏轼等名士也并不赞同王安石的政见，后来形成严重的“新旧党争”。反观张居正，徐阶斗倒严嵩，高拱挤走徐阶，他再驱逐高拱，几场大战下来，大明官场元老尽去，绝无人能制约如日中天的张居正。

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同受穆宗顾命，但高拱被逐，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月，高仪也病卒，内阁竟只剩下张居正一人。虽然不久礼部尚吕调阳拜渊阁大学士，但他显然也是受张居正举荐，由李太后同意，冯保加盖御印宣旨入阁的，非常服从张居正，不会添麻烦。万历三年（155年），吏部左侍郎张四维拜礼部尚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六年（158年）二月，少傅、吏部尚、建极殿大学士吕调阳退休。三月，外廷廷推了两位大学士入阁。一位是原太子少保、礼部尚马自强，入为太子太保、礼部尚、渊阁大学士，十月就病卒。另一位是原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我们很容易看出张居正时代内阁成员组成的特征。首先是人少，阁员按理应有七员，但张居正时代一般只有两三员。无非是陪衬一下张居正，免得他独相，要那么多人干啥？其次则是年龄要么特别老，要么特别年轻。老的入阁不到一年就要退休甚至病死，年轻的如申时行，入阁前都还只是右侍郎，即便入阁，本官都只能用左侍郎，这在明朝中后期内阁制度成熟后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张居正稳稳地掌控了内阁，再加上李太后和冯保在内宫的助力，大明王朝在万历前十年（153?1582年）形成了一套不同以往的行政机制。现在要决策一件事情，张居正先在内阁草拟诏旨，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交给李太后，李太后同意后冯保加盖御印，发还给内阁，张居正在内阁制成正式的御诏发出执行。

那皇帝呢？完全消失了？那也不至于，但明神宗还处在小学生年龄段，那一个小学生如何决策重大事项？无非就是听三个人的：妈妈、老师、保姆，那不就是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人吗？而且这三个人教育小学生都以严厉著称。

单亲妈妈李太后是典型的望子成龙（其实己经坐上龙椅了），明神宗16岁结婚后李太后便移回慈宁宫居住，但只要上朝或读的日子，李太后五更（约凌晨:8）就会来到乾清宫叫醒明神宗，亲自看着他洗漱，然后领着他乘车去上朝或者读。明神宗工作学习时李太后一直在皇极殿或者翰林院门口守候，下班或放学一出来立即领上原车载回乾清宫，全天无缝链接，小学生绝对找不到机会溜出去泡网吧。这其实和隋帝献皇后（独孤伽罗）管教隋帝（杨坚）有点类似，但单亲妈妈管小学生可就比妻子管丈夫严厉多了。最可怕的是每天明神宗去读了，李太后都会要求他复述，一旦复述得不清楚就要罚跪。明神宗结婚后，李太后还是留了不少亲信太监在他身边，一旦做错什么事立即报告，李太后轻则召明神宗到慈宁宫罚跪，重则还要传谕张居正，让他上疏切责，然后让明神宗拟罪己诏，不但在外廷宣读谢罪，还要在内宫一边罚跪一边念罪己诏，经常被弄得痛哭流涕。这可能勾起某些读者朋友不太愉快的童年回忆，就不深入讲了。

张居正也堪称一代严师，明穆宗为裕王时，张居正就是翰林编修兼太子右中允，负责裕王府的教学，深受明穆宗敬重，现在以中极殿大学士亲自兼明神宗教师，又受家长重托，更以严厉著称。有时候明神宗顽皮，李太后和冯保都无法管教，便吓唬他：“你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明神宗立即吓得闭嘴立正。从教育成果来说，张居正也无愧为一代名师，明神宗的化素养非常高，从他传世的一些作品来看，才极高，尤其法上乘，在明帝中仅次于明宣宗。但明宣宗是天赋异禀，明神宗才是普通人的极限，完全是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更显示出所受教育的优质严格。冯保则扮演了另一个角色，一面与明神宗玩耍嬉戏，一面也比较严格。明神宗有时在后宫和小太监顽皮打闹，一听到冯保的脚步声就紧张地说：“大伴来矣！并立即恢复正襟危坐的姿态。其实冯保对待年幼的明神宗，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和李太后、张居正谨慎研究过的。这三个人交织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将明神宗牢牢网住，也将中华帝国的最高皇权牢牢网住。

武百官虽然知道三人团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也没办法，只好把三人团当做皇帝来侍奉。事实上，真正的明朝皇帝还没有三人团这么大的权力。明朝的权力制衡设计得极为复杂，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独裁专制，若论谁相对独裁程度更大一些，纵览明朝历史，恐怕就得数张居正了。张居正一人独揽大权的程度，更在太祖太宗之上。因为就算是太祖太宗，来自外廷的制约总是存在的，由于明朝皇帝不能随意任免阁臣，所以宰相并不是那么贴心，皇帝批红和内阁票拟的权力经常表现为对立。大量的御史言官则都是初入仕途的进士，更是经常毫不留情地顶撞甚至封还皇帝御诏，体现出行政权力和舆论监督的强力制衡。现在李太后和冯保把持内宫，完全代表皇帝，但他们不精于政事，在行政上完全托付于张居正，张居正又完全把持内阁，所以在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皇权和相权的高度统一。张居正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舆论和监督，他三朝历仕翰林院、国子监、渊阁，门生故吏遍布学术舆论重地，稍有对他不满的声音，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更大的反对声中。